香港的難民先驅者

1853年，第一批來到香港的後期聖徒傳教士只逗留了六個星期。何西阿·史達特、雅各·路易斯和查普曼·鄧肯面對著以教會實行多妻制為中心的負面宣傳，以及學習廣東話（當地中文方言）的困難。

由於與韓戰相關的軍事緊張局勢，1949年展開的第二次傳道工作於1951年終止。1955年，第三次的傳道工作終於展開，由時年26歲，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國語的格蘭特·席頓（漢名席德恩），以及曾於印度西南區傳道部和加州傳道部傳過教的露安娜·席頓帶領。

絕大多數的早期歸信者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許多人都很有能力，他們在逃到香港之前，都曾在政府、軍隊、教育界或企業界中位居要職。1958年，教會成員包括三位前省長、七位前陸軍將軍、一位前銀行董事，以及五位博士。在香港的教會中，大約一半的男性成員曾受過大學教育。

這些早期的香港教會成員對早期的後期聖徒先驅者有一種親切感，他們也被迫逃離家園，甚至國家，並且被迫重新開始生活。他們與傳道部領袖合作，成立了幾個雄心勃勃的企業。教會成員曾經營兩家製衣廠：位於順寧道的環球製衣廠，以及位於青山公路的秋創工廠。當地成員接受兩至三個月的培訓，為他們在縫紉機生產線上的工廠工作做好準備。工廠的利潤會被用來再投資，以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並且當作獎金分給工人。為了給年紀太大而無法在工廠工作的成員提供收入，一項家庭產業計畫將價值近7,000美元的手工藝品，如串珠錢包、皮帶、小玩具和其他物品，放在澳洲、英國、德國和美國出售。

傳道部也為小型企業提供小額貸款。曾任國民革命軍陣地指揮官的甯靜於1958年受洗。他和妻子甯郭德純就借了一筆75美元的貸款，來開辦一家小型製麵廠。甯靜回憶道：「這筆錢不多，但對身處香港艱難時期的我們來說，是筆極大的數目。靠著這筆貸款，我才能製作麵條以維持生計。」甯靜的製麵廠經營了許多年，使甯弟兄和甯姊妹能夠償還貸款、教育子女，並讓子女去傳教。

在香港的許多難民成員都遵循這種模式努力工作和接受教育，在香港社會發展出更穩固的經濟基礎時互相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