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难民先驱者

1853年，第一批来到香港的后期圣徒传教士只逗留了六个星期。何西阿·史达特、雅各·路易斯和查普曼·邓肯面对着以教会实行多妻制为中心的负面宣传，以及学习广东话（当地中文方言）的困难。

由于与韩战相关的军事紧张局势，1949年展开的第二次传道工作于1951年终止。1955年，第三次的传道工作终于展开，由时年26岁，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和国语的格兰特·席顿（汉名席德恩），以及曾于印度西南区传道部和加州传道部传过教的露安娜·席顿带领。

绝大多数的早期归信者都是来自中国的难民。许多人都很有能力，他们在逃到香港之前，都曾在政府、军队、教育界或企业界中位居要职。1958年，教会成员包括三位前省长、七位前陆军将军、一位前银行董事，以及五位博士。在香港的教会中，大约一半的男性成员曾受过大学教育。

这些早期的香港教会成员对早期的后期圣徒先驱者有一种亲切感，他们也被迫逃离家园，甚至国家，并且被迫重新开始生活。他们与传道部领袖合作，成立了几个雄心勃勃的企业。教会成员曾经营两家制衣厂：位于顺宁道的环球制衣厂，以及位于青山公路的秋创工厂。当地成员接受两至三个月的培训，为他们在缝纫机生产线的工厂工作做好准备。工厂的利润会被用来再投资，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并且当作奖金分给工人。为了给年纪太大而无法在工厂工作的成员提供收入，一项家庭产业计划将价值近7，000美元的手工艺品，如串珠钱包、皮带、小玩具和其他物品，放在澳洲、英国、德国和美国出售。

传道部也为小型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曾任国民革命军阵地指挥官的甯靜于1958年受洗。他和妻子甯郭德純就借了一笔75美元的贷款，来开办一家小型制面厂。甯静回忆道：「这笔钱不多，但对身处香港艰难时期的我们来说，是笔极大的数目。靠着这笔贷款，我才能制作面条以维持生计。」甯静的制面厂经营了许多年，使甯弟兄和甯姊妹能够偿还贷款、教育子女，并让子女去传教。

在香港的许多难民成员都遵循这种模式努力工作和接受教育，在香港社会发展出更稳固的经济基础时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