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程：身为印度的先驱者
本文作者来自印度泰伦加纳邦。
当我回顾自己的这段旅程，从印度乡下的一位「丛林男孩」变成今日的我，我知道我的一生和信心确实是一连串的奇迹。
泰姬玛哈陵照片© iStock/Thinkstock，Hemera/Thinkstock；照片由加尔·丹·迪普提和杨百翰大学家谱图书馆惠予提供。
我出生在印度东高止山脉环绕的一个丛林小村庄，当我十八个月大时，我们搬到科拉巴河畔的丹格帕利村，我父母用篮子提着我，步行到那里。这个村庄有20到25户人家，住在没有电力的小茅屋里。那里没有学校、医院或公车站。我们靠挖掘河床取水饮用。我会在丛林和田野里游玩、在沼泽中踩高跷、以及在河中游泳，就这样度过了童年。
我的祖先是印度庙的祭司，隶属贾格达尔普尔的巴斯塔大君。但后来政局动荡、处境变得很危险，我的祖父便举家逃往科特帕德。德国路德会收容了他们，让他照顾病患，做Ayurveda（草药）。我祖父就是在这里选择归信基督教。
我父亲延续信奉基督教的信仰，选择成为一位传道人和guru（教师）。我在出生后被取名为曼加尔·丹·迪普（意思是「良善」、「恩赐」和「光明」），继承基督教信仰的传统。
我儿时就定期参加德国路德会的聚会，我们常常一起去山上祈祷。有一个下雨天，祷告小组的每个人都湿透了，其中一位牧师献上热切的祈祷，恳求主让雨停下来。令我们惊讶的是，雨竟然停了，我对神和祈祷的信心就此萌芽。
摩尔门主义是基督教吗？
读完八年级后，我没有继续学业，而是前往科特帕德就读为期三年的神学院，和我父亲一样被任命为传道人。在科特帕德及邻近地区主持聚会几年后，我迁往印度北部，开始在那里贩售福音派基督教文学社的书籍。我偶然看到一本书，名为摩尔门主义是基督教吗？这本书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决定加以阅读。
书中有很多对摩尔门及他们信仰的批评，即使如此，这本书有很多部分激起了我的兴趣，尤其是他们对神组的概念、崇拜的要件和多妻制的历史。然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来命名的。我很好奇，想进一步了解。
有一天，当我祈祷时，我获得灵感要去接触摩尔门教会。我得知犹他州盐湖城是这教会的总部，我决定写一封信寄给「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负责人」。
向使徒学习
1959年，教会传道部门的拉玛·威廉兄弟回复我的信件，他寄给我约瑟·斯密的见证、信条和摩尔门经。我全都加以研读，并确信这些事是真实的。然而，在印度并没有传教士或成员教导我。
后来在1961年1月，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宾塞·甘长老（1895-1985）造访德里。我用了三天时间陪伴他前往阿格拉的泰姬玛哈陵和达兰萨拉。我如同一块海绵般吸取他所教导的一切福音教训，在他造访印度的最后一天，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洗礼。1961年1月7日，甘长老在亚穆纳河为我施洗；甘姊妹是正式的见证人，不过还有许多人好奇围观。我在当晚接受证实。
主的使徒毫无间断地教导我的那三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离别时我很难过，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特别的摩尔门朋友了。
渴望与圣徒同在
甘长老离去后，我与朋友分享我的归信经验，他们都嘲笑我。但无可否认地，我知道福音是真实的，所以我决定找寻别的职业。我开始像我父亲一样经营服装生意，渐渐地，我领悟到除非自己接受更多的教育，否则我无法进步。当时我二十五、六岁，重回校园的念头令人却步，但我还是在接下来的九年去接受教育。我在白天经营生意，晚上去进修，我把赚来的钱都花在进修上。我意志坚定并祈求神的帮助。我在阿格拉大学修读心理学、社会学和艺术的学士学位。最后，我进入密拉特大学修读法律学位。
在这九年当中，早期在德里有个后期圣徒家庭——索力夫家庭，他们在美国大使馆工作。我会前往德里，在他们家中参加圣餐聚会。1962年，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查·伊凡长老（1906-1971）来拜访我们；1964年，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戈登·兴格莱长老（1910-2008）也来过。我记得我将一串花环挂在兴格莱长老的身上，并把装了我积存多年的什一奉献的罐子交给他。
可惜，这些交谊的时刻——虽然有所帮助——却不常有，我在印度时，经常缺乏与其他圣徒的交谊，这让我的心感到忧愁。年复一年，孤独感使我身心耗损，我在印度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渴望拥有圣职以及生活在圣徒之间。
成为一位先驱者
当我感觉到是该更接近圣徒的时候，我中断了法律课程，移民到加拿大。当我踏上亚伯达省的埃德蒙顿时，我去了距离最近的支会。我遇到哈利·斯密主教，对这支会立刻产生归属感、感受到友谊。即使那时我还不能接受个人恩道门，我仍去参观了亚伯达省卡德斯顿圣殿。
我想造访盐湖城，给我的好朋友甘长老和拉玛·威廉弟兄一个惊喜。终于在1969年的春天，在我洗礼后的八年，我造访了盐湖城，和甘长老会面。他很高兴，把那天剩下的时间都拿来陪伴我。
我在盐湖城时，去了一间理发店理发。我与理发师分享我的见证，他本身也是一位归信者。一位等待理发的男士听到我说的话，便向我讲述关于他多次到印度旅行的事。他付了我的理发钱，邀请我共进晚餐，并开车载我到杨百翰大学。我对这校园印象深刻。我表示我想在这里继续我的学业，但无力负担。他掏出1,000元美金，让我拿来缴学费，我惊讶不已，极为感激。
迪普兄弟（左）与教会在印度的另一位先驱者保罗·柴夫维达斯在盐湖城圣殿广场。
我在杨百翰大学修读社工课程。1972年，我从杨百翰大学毕业，随后搬到盐湖城，在犹他大学修读硕士课程。后来我又搬到加州，取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教导防止家庭暴力课程，撰写著作。我现在已经退休，与我的妻子温蒂住在美国内华达州。
曾有一段时期，我经历了许多内心挣扎、挑战和苦难，专注在福音和圣殿祝福上，帮助了我克服人生中的许多挑战。
祂的计划多么奇妙
当我回顾自己的这段旅程，从印度乡下的一位「丛林男孩」变成今日的我，我知道我的一生和信心确实是一连串的奇迹。主编织我的生命故事，远比我所能想象的更美好。有蒙主膏立的先知宾塞·甘对我谆谆教诲，在我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时刻与我同行，这是多么奇妙啊！
我常常回想与甘会长共度的时光。他会邀请我参与他们家庭的露营旅游、野餐，以及感恩节和圣诞节晚餐。在那时，我已经知道他确实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和先知。
我最后一次和甘会长见面时，他病得很重，但仍然对我微笑并拥抱我。他是我第一个交往的后期圣徒，我知道他绝不会松手放弃我的。
我感谢神赐给我们先知和复兴的福音，我们的教会是今日这世界所需要的神圣典范，因为教会我才能获得教育和一个人应有的成长。我很感谢我知道祈祷是真实的那个日子，并感谢我愿意听从那微小的声音去接触这教会。我很感激我让主塑造我的生命，我知道如果我们先求祂的国，其他一切都会加给我们（见马太福音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