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信的高級諮議
我從德國一位忠信的大祭司身上學到了「就地舉起」的寶貴意義。
2008年10月，我收聽總會聖職大會轉播時，總會會長團第二諮理迪特·鄔希鐸會長談到教會中的服務。他講了他和一些弟兄嘗試搬動沉重鋼琴的故事，就在怎麼搬都搬不動的時候，有人勸他們緊靠在一起，然後「就地舉起」。1
鄔希鐸會長接著談到，我們在教會中，蒙召到哪裡服務就到哪裡服務。有些人覺得蒙召喚去做的事要配得上他們了不起的才華，才能提供好的服務。鄔希鐸會長說：「沒有任何召喚是大材小用；每項召喚都是服務和成長的機會。」2
鄔希鐸會長演講的時候，我想到過去認識的一位教會成員，這人很謙和，願意就地舉起。
1985年，我當時是美國陸軍軍官，隨軍駐紮在德國的一個小鎮。10年之前，我曾在德國傳教。1983年，我以軍人的身份帶著太太黛博拉及兩個年幼的女兒抵達德國，開始參加有100多名成員的軍人分會。兩年後，我們決定要完全沉浸於德國文化，於是開始出席巴特克羅伊茨納赫這個小分會的聚會，那裡約有12名成員。
我們開始出席聚會後大約第二週，注意到有一個新來的人。這人45歲左右，後來知道他是受指派負責我們分會的高級諮議。他不是來處理支聯會事務的，純粹拜訪。聚會結束後，我們聊了一會兒，道別時，我想大概要六個月後，才會再見到他。
隔了一週，這位高級諮議又來了。我後來才知道，他從家裡到這個小鎮，開車大約要一個小時。這位高級諮議每個月拜訪我們分會兩三次，直到卸任為止。他很友善、低調，很會鼓勵人。他總是和分會的每位成員聊天，也因為這個分會很小，他經常受邀上台演講。他的奉獻精神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給他取了「忠信的高級諮議」這個外號。
有個星期天，他早上來參加分會聚會，晚上6：00又回來參加洗禮會；中間則去拜訪另一個分會。坦白說，我其實想過：「他是怎麼惹上支聯會會長的？要不然怎麼會被派來負責支聯會中最小又最遠的分會？」或許他其實沒有我想的那麼聰明、謙卑、討人喜歡。或許，他不喜歡自己的支會，所以利用這項指派任務，跑得遠遠的。由於想不出所以然，就沒再去想這件事。
那次洗禮會過後的幾個星期，有一天我半夜回到家，已是星期日的凌晨。我當時在東西德邊界附近進行訓練，花了三個半小時才到家，走進家門時，疲憊不堪，太太黛博拉還沒睡。她跟我說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打電話來，想和我見面。我問說：「約在聚會前還是聚會後？」聚會是上午10：00開始，我希望是聚會後，這樣就可以睡到8：30。
太太說：「是聚會前。」
「9：30？」
「不是，他要去別的地方處理支聯會的事務，所以要你到他在法蘭克福的辦公室見面，他說在5號門碰面。」
我問說：「幾點呢？」
她回答說：「六點。」
我很生氣，現在已經是半夜12：30，為了要早上6：00見面，我4：30就得起床，也就是說睡不到四小時。我要怎麼做？我連他的電話號碼都沒有，沒辦法在早上打電話給他，說我沒法跟他見面。我把衣服脫在床邊，沒有設鬧鐘就躺下來。躺著躺著，腦海中出現了許多想法：
如果沒有和這位「忠信的高級諮議」見面，會怎麼樣？如果我沒有到他的辦公室，他應該也會有效地運用時間。下一次見面再跟他說明沒能赴約的理由，他可能會說：「沒問題，你的決定是對的。早知道你那麼晚才到家，我絕對不要你來。我們可以現在處理那件事。」況且，我其實不是那個分會的成員。沒錯，我們的教籍紀錄是在那裡，也每個星期出席聚會，不過我們是外國人，德語說得很糟，五、六個月後就要搬走。
我幾乎覺得心安理得，再過幾分鐘，就可以漸漸入睡。接著，我想起了我給他取的外號，還有自從我們出席這裡的聚會以來，這個「忠信的高級諮議」來拜訪我們分會的每個時刻。他星期日晚上參加了那場洗禮會，他在週間來參加了一場分會活動。他總是和每位成員說話，鼓勵並啟發他們。他似乎從不論斷，也不會態度冷漠，他尊重分會會長和他所作的努力。就算他對被派到這個小分會感到失望，也從來沒有表現出來。
於是我起床，走到放鬧鐘的衣櫃，把鬧鐘設在4：30。我決定要和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見面，這樣就不必擔心我要是沒赴約，他會怎麼說和怎麼想了。況且，我們搬走以後，很可能永遠都不會再看到他或聽說他的事情。我決定不到四小時後起床，開80公里的車到他辦公室，因為我真的尊敬他是「忠信的高級諮議」，我怎能不效法他呢？
那個星期日早晨6：00，我開車到5號門，有位拿著機槍的警衛迎面走來，他看著我的美軍車牌，可能在想我是不是迷路了。「忠信的高級諮議」決定不來了嗎？不到兩分鐘時間，他的車就開到我旁邊，他說：「唐，早啊，進我的辦公室吧。」警衛開了門，讓我們進去。
他和我聊了一下，又帶我看了辦公室的環境，然後切入重點。他說他打電話給我，是要我擔任分會會長的諮理，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諮理——是唯一的諮理。我來之前，分會只有兩位聖職持有人，一位擔任分會會長，一位擔任長老定額組會長，每隔幾年就互換職務。
我接受了召喚，直到三個月後我去美國參加兩個月的訓練為止。
我不在的時候，太太和小兒子都生病了。兒子需要到距離基地約97公里外的醫院就醫。黛博拉身為軍人的妻子，很堅強，一直都沒有抱怨，也沒要求我回德國。事實上，我回家後才知道她實際的病情。有一次，她去當地診所看完病，醫生載她回家，因為醫生覺得她狀況不佳，沒法自行開車。分會會長和慈助會會長都表示可以幫忙，但她客氣地婉拒了。除了有語言和文化的困難外，黛博拉也不想麻煩任何人。
有一天，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打電話給她，他剛被召喚為支聯會會長。他親切地詢問她的健康狀況，不接受「我沒事」這樣的回答。黛博拉說的每一個沒事，都被他用溫柔但有效率地的問題問出家裡實際的狀況。最後他說：「黛博拉，你需要讓分會來幫助你。他們真的很想幫忙，要是能幫到你，整個分會就會更團結。」她感激地接受了他們的幫助。
我從美國回來後，我們在那個分會又待了兩個月，後來搬到大城市去。
我從那段生活回憶中慢慢回過神來，坐在座位上，身子前傾，重新專注聆聽喇叭中傳來的鄔希鐸會長的聲音。我真的很欽佩他信息中的含意，有些時候，（我在商場上、軍中，甚至是教會中聽到的一些演講），我會懷疑演講者是否言行一致，但是我對鄔希鐸會長的信息則毫不懷疑。不只是因為鄔希鐸會長的口音讓我想起德國，想起和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相處的經驗，更因為鄔希鐸會長其實就是那位「忠信的高級諮議」。我們在那個星期日清晨會面的工業大樓就是法蘭克福國際機場，當時他是德國漢沙航空公司的首席飛行員。
老實說，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比他更謙卑、更忠信地實踐自己所講的道的了。我很感謝能學到並了解「就地舉起」的寶貴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