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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門經和DNA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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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門經和DNA研究

概覽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申明摩爾門經是一部可與聖經相提並論的神聖經典，其中包含了神與三群人民交往的紀錄，這些人早在歐洲人抵達美洲的數百年之前，就已經從近東或西亞遷徙至該地。1

雖然摩爾門經的主要目的在於靈性而非歷史，但有些人還是想了解書中所描述的遷徙事件，是否符合有關古代美洲的科學研究。相關的討論都著重在族群遺傳學（population genetics）的領域和DNA科學的發展。有些人辯駁說，因為到目前為止，在現代原住民身上識別出的DNA，大部分是與東亞人口的DNA最為接近，所以摩爾門經中所提到的遷徙並沒有發生過。2

族群遺傳學的基本原則提醒我們，需用更謹慎的態度來看待數據資料。如同任何一門科學一樣，遺傳學所得的結論也是暫時性的，要完全了解美洲原住民的起源，就必須進行更多研究。我們對摩爾門經人民的DNA一無所知，即使知道他們的基因檔案（genetic profile），我們還是有充分的科學理由認為，該基因檔案可能仍舊未被發現。基於同樣的理由，摩爾門經的一些捍衛者根據DNA研究所作的論述，也是臆測的。簡單來說，DNA研究無法斷然用來證實或否認，摩爾門經歷史的真確性。

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

目前已收集的證據顯示，大多數美洲原住民身上的DNA，大多是屬亞洲人的DNA。3科學家推論，比摩爾門經紀錄更早的某個時期，有一小群人從亞洲東北部，經由連結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陸橋遷徙到美洲。4科學家說，這些人迅速擴散，遍佈南、北美洲，很有可能就是現代美洲印第安人主要的祖先。5

摩爾門經並沒有直接提到，書中的人民是否與其他可能住在附近的人民進行文化接觸。因此，大部分早期的後期聖徒推斷，雅列、李海、繆萊克和他們的隨行者等近東人或西亞人，是第一批，或最大的一批，或甚至是唯一定居在美洲的族群。基於這個論點，批評者堅稱，根據摩爾門經，不可能有其他大型族群出現在美洲，因此，現代原住民族群中應該很容易識別出近東人的DNA才對。

然而，摩爾門經本身並未聲稱，書中提到的人民在其據有的土地上，是主要或唯一的民族。事實上，從書中所述文化和族群的線索來看，應該還有其他群體的存在。6在1929年4月的總會大會上，總會會長團的安東尼·伊文斯會長提醒道：「我們作結論的時候必須小心謹慎。摩爾門經……並沒有說，在他們〔書中提到的人民〕來到之前，這裡沒有其他人；也沒有說，以後沒有其他人來過。」7

約瑟·斯密對於除了摩爾門經所述之外，還另有人民遷徙的這個論點，似乎保持開放的態度。8過去這個世紀以來，許多後期聖徒領袖和學者都認為，摩爾門經的紀事和其他既有族群存在的論點之間，兩者完全不衝突。92006年改版的摩爾門經緒言也反映了這個看法，聲明「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中」，也有摩爾門經的人民。10

我們不知道摩爾門經的人民或他們的子孫，和美洲其他居民之間通婚的狀況，或基因混合的程度。不過，即使在摩爾門經歷史涵蓋的期間，混合的情況也似乎顯而易見。11看來可以確定的是，摩爾門經人民的DNA，很可能只是古代美洲人民所有DNA的一部分而已。要找出並識別出他們的DNA，今日的族群遺傳科學可能仍力有未逮。

了解基因證據（Genetic Evidence）

簡要複習遺傳學的基本原則，將有助了解科學家如何應用DNA來研究古代族群，也將突顯出用遺傳研究來為摩爾門經下定論的困難。

DNA是一組建立和維持生命的指令，幾乎存在於人體每個細胞的細胞核中，並由46個稱為染色體的單位組成——其中23個來自父親，23個來自母親。這些染色體包含了大約32億個指令。任何兩個人的基因序列有大約99.9%是相同的，但成千上萬個微小的差異即造成人與人之間極大的變化。

基因變異（genetic variation）是透過遺傳學家所稱的隨機突變（random mutation）造成的。突變是指生殖細胞形成的過程中，複製DNA時發生的錯誤。這些突變一代代延續下來，累積一段時間後，就會產生獨特的基因檔案。前22對染色體（稱為體染色體）的遺傳模式特徵，是不斷重組：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的DNA，重新組合形成子女的DNA。第23對性染色體決定子女的性別（XY為男性，XX為女性）。因為只有男性有Y染色體，所以兒子幾乎都是完整地從父親那裡繼承這個染色體。

人類細胞中一系列稱為粒線體的細胞組成物中，也有DNA。粒線體DNA相當小，包含了大約17,000個指示，且主要完整遺傳自母親。母親的粒線體DNA會傳給她所有的子女，但只有女兒的粒線體DNA會傳給下一代。

粒線體DNA是第一個被定序的DNA類型，因此也是第一個被遺傳學家用來研究族群的DNA。隨著科技演進，遺傳學家得以利用體染色體DNA分析，針對多個遺傳標記（genetic marker）的組合，進行複雜的研究。

族群遺傳學家運用現代和古代的DNA樣本，試圖重建族群的起源、遷徙和相互關係。科學家檢驗可得的資料後，已經識別出世界不同地區族群的獨特突變組合。特殊的粒線體DNA和Y染色體檔案，被稱為單倍群（haplogroup）。12科學家指定了不同的英文字母，來區別這些單倍群。13

目前，科學界一致認為大部分的美洲原住民，屬於Y染色體單倍群C和Q14以及粒線體DNA單倍群A、B、C、D和X的分支，所有上述的單倍群似乎都來自由東亞遷徙至美洲的族群。15進行中的科學研究持續提供新的論點，不僅對先前研究的結論提出挑戰，也確認之前的研究成果。16比方說，一份2014年的研究主張，多達三分之一的美洲原住民DNA，可能源自古代的歐洲或西亞。科學家由此證結論出，部分歐洲人或西亞人往東遷徙橫越亞洲後，和一個族群混血，而該族群在摩爾門經所述的事件發生前數千年就已開始遷徙，最後抵達美洲。17

雖然另有歐洲、西亞，和非洲的DNA標記存在於現代原住民族群的DNA裡，但很難判定這種現象是哥倫布時代之前的遷徙（如摩爾門經裡所描述的遷徙）所造成的結果，還是歐洲人征服各地後基因混合的結果。18造成這種困難的部分原因是，科學家用來斷定Y染色體和粒線體DNA標記出現年代所用的「分子時鐘」（molecular clock）不夠精準，無法明確判斷最近幾千年或甚至幾百年前遷徙的時間。19此外，目前還沒有可用於完整基因組的分子時鐘。

科學家也不排除，另有其他小規模族群遷徙至美洲的可能性。20例如，2010年有一份對格陵蘭島上一具4,000年來保存良好的史前愛斯基摩人遺體所作的遺傳分析，讓科學家假設除了來自東亞的族群之外，還有一群人也遷徙到了美洲。21史丹佛大學的族群遺傳學家馬可仕·費德曼（Marcus Feldman）針對這項研究表示：「假設單一遷徙論的各種模式，通常過於理想化。……數千年來可能已經進行一些零星的遷徙行動。」22

奠基者效應（The Founder Effect）

難以採用DNA的證據，來對摩爾門經中的人民下明確結論的一個理由是，我們對李海、撒拉亞、以實瑪利和其他人帶到美洲的DNA一無所知。即使遺傳學家有現代美洲印第安所有族群的DNA資料庫，也不可能確切知道要搜尋什麼。摩爾門經所描述的移民團體中，有可能每一個人都有典型的近東DNA，但同樣可能的是，其中有些人的DNA更偏向其他地區的典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子孫可能遺傳了一個無法從家族起源地預測的基因檔案。這種現象稱為奠基者效應。

以後期聖徒族群遺傳學家雨果·裴瑞格（Ugo A. Perego）博士為例。他的家譜證實，他源自好幾代的義大利人，但是他父系的DNA來自亞洲╱美洲原住民單倍群C的分支。這很可能意味著在他的家系中，曾經有人從亞洲遷徙到歐洲，並把不屬於裴瑞格家族起源地典型的DNA帶了進來。23假如裴瑞格和家人在一個與世隔離的大陸上殖民，未來的遺傳學家對他的後代進行Y染色體的研究時，得到的結論可能是：最初在那片大陸定居下來的人民來自亞洲而非義大利。這個假設性的故事顯示，要對一個族群的遺傳下定論，必須對族群奠基者的DNA有清楚的認識。以摩爾門經而論，這方面尚未取得明確的資訊。

族群瓶頸（Population Bottleneck）與基因漂流（Genetic Drift）

遺傳研究的困難並不止於奠基者效應。即使能十分確定摩爾門經裡描述的移民擁有所謂的典型近東DNA，但是他們的DNA標記很可能並未在之後數個世紀中存留下來。科學家所熟知的族群瓶頸和基因漂流等法則，通常會導致基因標記消失，或者變得幾乎無法偵測。

族群瓶頸

族群瓶頸是指因天災、傳染病、大規模的戰爭或其他災難的發生，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因而失去基因變異的情形。這些狀況都會使得特定的基因檔案嚴重減少，或完全被根除。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族群可能會透過突變在一段時間後重現遺傳多樣性，但先前存在的遺傳多樣性大都永遠失去，無法再現。

族群瓶頸圖示

族群瓶頸圖示。由於族群人口大量減少，有些基因檔案（在此以黃、橘、綠、紫色圓圈表示）也消失了。後代子孫繼承的只有倖存者的DNA。

除了摩爾門經結尾處的那場毀滅性大戰之外，歐洲人在第15、16世紀征服美洲時，也觸發了一連串的這類災難事件。由於戰爭和疾病肆虐，導致許多美洲原住民族群的人口銳減。24一位分子人類學家評論說，這類的征服等於「將整個美洲印地安族群推擠進基因瓶頸」。他總結說：「這次族群人口縮減事件，永遠改變了倖存族群的遺傳基因，使得重建前哥倫布時代新世界多數族群基因結構的任何嘗試，都變得更加複雜。」25

基因漂流

基因漂流是指小型族群中的遺傳標記，因隨機事件而逐漸消失的情形。這個概念常用一個簡單的示範來解釋：

在瓶子裡放20顆彈珠——10顆紅的，10顆藍的。瓶子代表一個族群，彈珠代表帶有不同基因檔案的人。從這個族群中隨機取出一顆彈珠，記錄它的顏色，然後再把彈珠放回瓶子裡。每取一次彈珠就代表一個嬰孩的誕生。取20次彈珠，代表族群中一個新世代的產生。到了第二代，兩種顏色的彈珠數量可能會一樣，但更有可能會不一樣。

在取出第三代以前，調整瓶中兩種彈珠顏色的比例，以反映出基因庫裡基因檔案的新組合。繼續取出彈珠，而現在數量不均的顏色組合會讓你取出更多數量佔優勢的顏色。幾代過去後，這種往某一種顏色「漂流」的情況，幾乎一定會造成另一種顏色的消失。

基因漂流圖示

用有顏色的彈珠圖示基因漂流的過程。

這個示範說明遺傳物質在幾個世代間傳承的模式，也演示漂流的過程如何造成基因檔案的消失。漂流的效應明顯發生在孤立的小型族群中，或是在帶有特殊基因檔案的一小群人，與規模龐大許多的不同血統族群通婚時發生。

冰島有一項結合基因和家譜資料的研究顯示，今天該國大部分居民都遺傳了僅僅300年前居住在該地的一小群人的粒線體DNA。26當時大多數冰島人的粒線體DNA，卻沒有逃過漂流的隨機效應。可以想見的是，大部分摩爾門經族群的DNA也可能因為同樣的原因而沒有存留下來。

基因漂流尤其會對粒線體DNA和Y染色體DNA造成影響，但也會導致體染色體DNA變異的流失。當小族群和大族群融合時，較小族群典型的體染色體標記組合，會很快受後者的體染色體標記組合所抑制或取代。較小族群的標記在融合後的族群裡很快就變得稀少，也可能會因為前面所說的基因漂流和族群瓶頸效應而絕跡。此外，體染色體DNA經過一代代的重組與再結合，產生新的標記組合，其主導的基因信號來自規模較大的原有族群。這種情形下，規模較小族群特有的標記組合，將被大幅度稀釋，無法準確地辨識出來。

美國體質人類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於2008年刊登了一篇研究報告，作者對上述影響因素作了簡潔有力的總結：「基因漂流〔對美洲原住民的遺傳基因〕一直有著重大的影響，加上與歐洲接觸後造成人口急遽減少，改變了單倍群的出現率，造成許多單倍型（haplotype）的消失。」27基因檔案可能全部消失，曾經一度存在的基因組合，可能被稀釋到難以被偵測到的程度。因此，一個族群中的部分群體，實際上可能和某個人或某個群體在族譜上是相連的，但是身上卻辨識不出屬於那些祖先的DNA。換句話說，那些祖先當中包括摩爾門經人民在內的美洲原住民，可能無法用他們的DNA來確認與祖先的關係。28

結論

儘管批評與捍衛摩爾門經的人士都希望用DNA研究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但卻都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我們對摩爾門經人民的DNA一無所知。即使知道這類資訊，但族群瓶頸、基因漂流，以及後哥倫布時代歐亞大陸西部人民的大遷徙，都使得摩爾門經人民的DNA難以在今日被發現。十二使徒定額組的達林·鄔克司長老說：「我們認為世俗的證據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反駁摩爾門經的真實性。」29

摩爾門經紀錄的保存者，看重的是傳達宗教真理和保存自己人民的屬靈傳承。儘管他們的人民大多數如預言所說的遭到毀滅，他們還是祈求這份紀錄能被保全，有朝一日能夠協助復興耶穌基督圓滿福音的知識。他們給所有「用真心誠意」研讀這本書，並「對基督有信心」的人的應許是：神「必藉聖靈的力量，向你們顯明這些事情的真實性」。30對無數進行這項試驗，因而知道摩爾門經真實性的人而言，摩爾門經是一部神聖經文，有力量帶領他們更接近耶穌基督。

本教會感謝提供本文所收錄之科學內容的學者所作的貢獻；所有引文皆已獲得許可使用。

2014年1月首次發表。2017年4月更新。

相關主題

來自教會領袖的信息

影片

「約瑟·斯密的教訓：摩爾門經」

學習資源

一般資源

“When Lehi’s Party Arrived in the Land, Did They Find Others There?”Journal of Book of Mormon Studies

“DNA and the Book of Mormon: A Phylogene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ook of Mormon Studies

“The Book of Mormon and the Origin of Native Americans from a Maternally Inherited DNA Standpoint,”BYU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總會會長的教訓

  1. 見摩爾門經緒言。

  2. 本文中的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和美洲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係指北美洲和南美洲所有的原住民。如需更多DNA研究與摩爾門經之關聯的一般資料，見Ugo A. Perego，“Is Decrypting the Genetic Legacy of America’s Indigenous Populations Key to the Historicity of the Book of Mormon? ” Interpreter: A Journal of Mormon Scripture 12 (2014): 237–79; Michael F. Whiting, “DNA and the Book of Mormon: A Phylogene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ook of Mormon Studies 12, no. 1 (2003): 24–35; Daniel C. Peterson, ed., The Book of Mormon and DNA Research (Provo, UT: Neal A. Maxwell Institute, 2008).

  3. Antonio Torroni and others, “Asian Affinities and Continental Radiation of the Four Founding Native American mtDNA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53 (1993): 563–90; Alessandro Achilli and others, “The Phylogeny of the Four Pan-American MtDNA Haplogroups: Implications for Evolutionary and Disease Studies,” PloS ONE 3, no. 3 (Mar. 2008): e1764.

  4. Ugo A. Perego, “Distinctive Paleo-Indian Migration Routes from Beringia Marked by Two Rare mtDNA Haplogroups,” Current Biology 19 (2009): 1–8.

  5. Martin Bodner and others, “Rapid Coastal Spread of First Americans: Novel Insights from South America’s Southern Cone Mitochondrial Genomes,” Genome Research 22 (2012): 811–20.

  6. John L. Sorenson, “When Lehi’s Party Arrived in the Land, Did They Find Others There?”Journal of Book of Mormon Studies 1, no. 1 (Fall 1992): 1–34.這些論點已總結在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見約翰·索倫森，Mormon’s Codex: An Ancient American Book (Provo, UT: Neal A. Maxwell Institute, 2013)。索倫森主張，摩爾門經的內容顯示出，「尼腓人的紀錄所涵蓋的期間內，可能還包含雅列人的年代，都必定有為數可觀的族群居住在『應許地』上」（“When Lehi’s Party Arrived,” 34）。儘管對於摩爾門經中事件發生的地理位置，有幾個合理的假設，但本教會未對此事表達正式立場，只提出相關事件皆發生在美洲。見摩爾門經福音進修班教師用本（2013），第196頁。

  7. Anthony W. Ivins, in Conference Report, Apr. 1929, 15.

  8. “Facts Are Stubborn Things,” Times and Seasons 3 (Sept. 15, 1842): 922.本文作者不詳，但文章在約瑟·斯密擔任編輯時發表。See also Hugh Nibley, Lehi in the Desert, The World of the Jaredites, There Were Jaredites (Salt Lake City and Provo, UT: Deseret Book and Foundation for Ancient Research and Mormon Studies, 1988): 250.

  9. For a review of statements on this subject, see Matthew Roper, “Nephi’s Neighbors: Book of Mormon Peoples and Pre-Columbian Populations,” FARMS Review 15, no. 2 (2003): 91–128.

  10.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Mormon, rev. ed. (New York: Doubleday, 2006).緒言不屬於摩爾門經內文，而之前的版本指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主要是」拉曼人。這項聲明首次於1981年出版時，亦暗示尚有其他族群存在（摩爾門經緒言，1981）。在摩爾門經較前面的部分，拉曼人指的是拉曼和雷米爾的後裔（見尼腓二書5：14和摩爾門經雅各書1：13）。但數百年後，這個名詞轉為指稱所有與保存摩爾門經頁片的人隸屬不同政治或宗教派別的人（見希拉曼書11：24和尼腓四書1：20）。

  11. John L. Sorenson, “When Lehi’s Party Arrived,” 5–12.

  12. Peter A. Underhill and Toomas Kivisild, “Use of Y Chromosome and Mitochondrial DNA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racing Human Migrations,” Annual Review of Genetics 41 (2007): 539–64.

  13. 單倍群的名稱是按照一套參雜字母和數字的標準化學術用語來命名的。Se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Genetic Genealogy, “Y-DNA Haplogroup Tree 2014”; and Mannis van Oven and Manfred Kayser M., “Updated Comprehensive Phylogenetic Tree of Global Human Mitochondrial DNA Variation,” Human Mutation 30 (2009): E386–E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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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Vincenza Battaglia and others, “The First Peopling of South America: New Evidence from Y-Chromosome Haplogroup Q,” PLoS ONE 8, no. 8 (Aug. 2013): e71390.

  15. Ugo A. Perego and others, “The Initial Peopling of the Americas: A Growing Number of Founding Mitochondrial Genomes from Beringia,” Genome Research 20 (2010): 1174–79; Jennifer Anne Raff and Deborah A. Bolnick, “Does Mitochondrial Haplogroup X Indicate Ancient Trans-Atlantic Migration to the Americas? A Critical Re-Evaluation,” PaleoAmerica 4, no. 1 (2015): 297–303.

  16. See Rasmus Nielsen and others, “Tracing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hrough Genomics,” Nature 541 (2017): 302–10.

  17. Maanasa Raghavan and others, “Upper Palaeolithic Siberian Genome Reveals Dual Ancestry of Native Americans,” Nature 505 (2014): 87–91.

  18. Stephen L. Zegura and others, “High-Resolution SNPs and Microsatellite Haplotypes Point to a Single, Recent Entry of Native American Y Chromosomes into the Americas,”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1, no. 1 (2004): 164–75.

  19. 這個「時鐘」的計算，是根據觀察DNA一段時間內發生隨機突變的速率。提出粒線體DNA分子時鐘的範例，見Pedro Soares and others, “Correcting for Purifying Selection: An Improved Human Mitochondrial Molecular Clock,”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84, no. 6 (2009), 740–59.

  20. Alessandro Achilli and others, “Reconciling Migration Models to the Americas with the Variation of North American Native Mitogenom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no. 35 (2013): 14308–13.

  21. Morten Rasmussen and others, “Ancient Human Genome Sequence of an Extinct Palaeo-Eskimo,” Nature, Feb. 11, 2010, 757–62.這個假設性的遷徙距離早期移居美洲的遷徙，應該相隔大約200代。

  22. Quoted in Cassandra Brooks, “First Ancient Human Sequenced,” Scientist, Feb. 10, 2010, www.thescientist.com/blog/display/57140.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分子人類學家麥克·克羅佛（Michael H. Crawford）也提出相同看法：「證據並不排除在特定的美洲印第安社區和亞洲人或大洋洲的航海者之間，可能有小規模的文化交流」（Michael H. Crawford, The Origins of Native Americans: Evidence from Anthropological Gen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23. Ugo A. Perego, “Origin of Native Americans,” 186–87.

  24. 原住民人口減少高達百分之95。See David S. Jones, “Virgin Soils Revisite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0, no. 4 (Oct. 2003): 703–42.

  25. Michael H. Crawford, Origins of Native Americans, 49–51, 239–41, 260–61.

  26. Agnar Helgason and others, “A Populationwide Coalescent Analysis of Icelandic Matrilineal and Patrilineal Genealogies: Evidence for a Faster Evolutionary Rate of mtDNA Lineages than Y Chromosome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72 (2003): 1370–88.

  27. Beth Alison Schultz Shook and David Glenn Smith, “Using Ancient MtDNA to Reconstruct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Northeastern North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37 (2008): 14.

  28. See “How Many Genetic Ancestors Do I Have?”Co-op Lab, Population and Evolutionary Genetics, UC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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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Dallin H. Oaks, “The Historicity of the Book of Mormon,” in Paul Y. Hoskisson, ed., Historicity and the Latter-day Saint Scriptures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2001), 239.

  30. 摩羅乃書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