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治心爱的祖国:朱莉亚·马芬贝拉的信心
1955年,朱莉亚·马芬贝拉的丈夫约翰车祸丧生后,她的生活瞬间改变了。肇事现场的证据指出,是另一位当事人——一位白人,突然把车调转切入约翰的车道造成的,但那人却没被定罪。相反地,白人警官却说,黑人都是差劲的驾驶人,因此约翰要为那场撞车意外负责。1
朱莉亚那年37岁,育有四名子女,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她一直遭受到种族歧视,也受到警察及司法系统不公正的对待。然而她终于学会不要屈服于愤怒,反而终其一生,透过基督般的服务,去努力获得医治,并去医治她所爱的国家。那是她对土地的爱,她对神的信心,以及她致力奉行她信仰的原则,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朱莉亚生于1917年,是家中五个孩子中的最小的一个。她的父亲在朱莉亚五岁时就去世了,留下她母亲独力抚养孩子,四处为人洗衣服、打扫家里。
朱莉亚的母亲是信仰虔诚的妇女,会用圣经教导孩子。朱莉亚说:「我的母亲教导我要把吃苦当作吃补,又鼓励我要永不回头,瞻望未来。」朱莉亚的母亲也了解教育的重要,并会尽其所能,用她有限的资源,让她的孩子接受正规教育。
朱莉亚接受到更多的训练和教育,并且担任教师和学校校长,直到她遇见约翰,并在1946年结婚为止。约翰当时开了一间杂货店和肉铺。朱莉亚放弃自己的事业,到那里工作。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家,养儿育女。尽管受到种族隔离的限制,生活依然很美好。但约翰一死,这一切都改变了。
朱莉亚在她丈夫的墓碑上,刻下了这些话:
谨此纪念挚爱的
约翰·马芬贝拉
爱妻亲族永志
但憾恨长存
愿他的灵魂安息
朱莉亚这样说明碑文第四行说:「我那时写憾恨长存,指的是一种怨恨痛苦——我恨那个造成这场意外的人,恨那个说谎的警员,〔也恨〕法院裁定我的丈夫要为这场夺走他生命的意外负责。」2她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克服这股怨恨和愤怒。
朱莉亚的丈夫死后不久,一天晚上,朱莉亚「睡得很不安稳」,又作了一个梦,梦中约翰向她显现,交给她一些工作服后,说:「去工作。」她在描述这个梦的结果时说:「我找到方法让自己远离这些年来的烦恼,就是透过参与社区服务。」
二十年后,在1970年代中期,黑人对种族隔离的反应从静坐抗议转为猛烈的暴动。其中一个暴动地点就在朱莉亚所住的苏维托。她说:「苏维托变得我们都不认得了——仿佛成了战场。」
朱莉亚很怕自己怨恨的伤口会再次撕裂,她说:「约翰过世已经20多年,但我依然感受得到那时的痛苦。」为了让自己和族人获得医治,朱莉亚心想:「要是我可以教导孩童喜爱务农,也许就不会失去一切。」她辟了一个社区农园,这农园对那些只知道恐惧和愤怒的人而言,正象征着希望。
她和孩童在自己的社区农园工作时,会教导他们:「让我们翻动怨恨的土壤、撒下爱的种子,看看会结出什么果实。……没有宽恕,就不会有爱。」
她说:「我知道,当我宽恕伤害我的人时,就是在分解自己内心那片怨恨的土壤。」约翰死亡所带来的痛苦遗憾开始瓦解了。
1981年,朱莉亚认识了教会。到苏维托进行社区服务的传教士,发现有一处男孩中心迫切需要整修。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在那里清理场地。3
一天,茱莉亚受邀到那个男孩中心服务。她抵达时,很惊讶地看到「两个白人男孩在用铲子铲出黄土」。两位传教士问她,可否到她家传达一项信息。三天后,大卫·麦康长老和约尔·西藤长老穿着传教士服装,戴着名牌出现了。
朱莉亚说,前两个传教士课程都是「从一个耳朵进去,另一个耳朵出来」。但传教士第三次来访时,问起朱莉亚墙上挂的一张她和约翰的合照。她提到自己的丈夫已经去世,传教士感觉应该向她介绍救恩计划,以及死者的洗礼。她说:「那时我才开始倾听,真正用心倾听。……传教士教导我永恒关系的原则时,我感觉到,这样我就能和我的父母以及我的丈夫在一起了。」五个月后,朱莉亚受洗了。
朱莉亚受洗一个月后,应邀在支联会大会上演讲。她说:「当我走到讲台上时,我想大多数人都吓了一跳。那是他们第一次看到黑人在大会上演讲——也许有些人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到黑人演讲。」她受到提示,要谈她丈夫的死亡和多年的艰难。她谈到她的怨恨和痛苦,以及她如何「终于找到教会,来教导我真正的宽恕」。
即使种族隔离已在1994年告终,她所受的误解和偏见却还没结束。
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戴尔·瑞隆长老,在他2015年4月的总会大会演讲「后期圣徒奋斗不懈」中,谈到朱莉亚和她女儿唐芭的一个经验:「某些白人成员对她们的态度不太友善。」唐芭因此大吐苦水。一个原本可以轻易成为离开教会的借口,却成了无价的教导时刻。朱莉亚回答说:「唐芭,教会就像一个大医院,我们都是病人,各有各的毛病。我们到教会,就是为了获得帮助。」4
朱莉亚发现,借由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她自己,甚至她的国家,都有机会得到医治。她在南非约翰尼斯堡圣殿的服务让她学习到,在圣殿里,「没有所谓的阿非利卡人,没有所谓的英文,没有所谓的西楚或祖鲁。你知道,那是一种合一的感觉」。
朱莉亚·马芬贝拉已于2000年7月16日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