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22永恆的酬賞


第22章

永恆的酬賞

但以理斯一家手牽著手回家

1933年5月17日早晨,約翰和莉亞·維特蘇醒來後,聖地第一次映入他們的眼簾。從火車車窗向外望去,他們看到一片荒涼、岩石遍佈的平原,其間穿插著農田和果園。約翰長年研究在沙漠農耕的科學方法,這片景觀令他深深著迷。他在日記中寫道:「極有意思。」

1931年秋,維特蘇夫婦回到倫敦後,繼續履行他們在歐洲傳道部的職責。他們現在正前往地中海東岸的海法市,要按手選派一位名叫巴德瓦根·皮拉尼安的人和他的妻子貝莎,來帶領教會的巴勒斯坦暨敘利亞傳道部。1這個教會中最小的傳道部,不久將照管該地區的四個分會。和中東大部分的聖徒一樣,巴德瓦根是亞美尼亞人,而貝莎是瑞士人,二人都在過去十年間加入了教會。2

莉亞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和約翰一起去巴勒斯坦。經濟蕭條已蔓延至全球各地,對那些尚未擺脫世界大戰陰影的社會,無異於雪上加霜。維特蘇家經濟拮据,橫跨大陸的旅行也所費不貲。但是約翰堅持要莉亞同行。

他說:「我們向來都是同進同出,這趟行程也不例外。我們會有辦法解決『財務漏洞』的。」3

維特蘇夫婦到達海法,見到了皮拉尼安夫婦和他們十六歲的女兒歐斯翠格。約翰對新任會長的印象不錯。巴德瓦根會說流利的亞美尼亞語和德語,也能說一點土耳其語、俄語和英語。約翰回報:「皮拉尼安弟兄是個聰明、勤奮又真誠的人。」4

莉亞也很喜歡貝莎,她對福音有堅定的見證,也渴望學習如何幫助傳道部地區內的婦女,讓她們更充分地參與慈助會和年輕女性協進會(YLMIA)。莉亞相信這些組織對於在該區域建立教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她想:「如果慈助會或蜂巢組和拾穗女孩計畫能使這些婦女在教會中活躍、快樂,她們就會更有能力去宣講真理。」

莉亞有時會覺得,要說服傳道部會長夫人讓當地婦女自行運作這些組織,簡直比登天還難。但貝莎和莉亞一起共事時,明顯表現出她渴望做正確的事,也想要成為一位好領袖。約翰和莉亞準備離開海法時,莉亞已經知道,將來貝莎在事工上一定會有出色的表現。5

離開海法後,莉亞和約翰前往下一站特拉維夫,然後再到耶路撒冷。他們計劃徒步參觀西牆,這是古代耶路撒冷聖殿的最後遺跡。不過,他們到達住處後,約翰拿到了一疊信件,便默默地讀著其中兩份電報。電報內容令人十分悲痛,但莉亞的興致正好,所以約翰暫時把信件放在一邊,二人離開了旅館。

他們沿著老舊曲折的街道走著,穿過有著五顏六色的商品,人潮擁擠的市集。他們看到猶太男女在西牆前為數千年前被毀的聖殿祈禱哀哭。莉亞看著他們,注意到有些遊客把寫在紙上的禱告辭,塞進牆上的石縫中。

那天晚上,他們從橄欖山上看著夕陽西下,不遠處就是救主為全人類的罪受苦的園子。約翰的心思還在電報上,所以悶悶不樂,但是莉亞非常高興能來到聖城。

回到房間後,約翰終於把那件令他心神不寧的事告訴了莉亞。他收到的電報是禧伯·郭會長發來的,告知莉亞母親的死訊,她已於5月27日,他們離開海法的隔天過世了。約翰沒有馬上告訴莉亞這件事,因為他們抵達耶路撒冷時,她的心情非常雀躍,他不忍掃了她的興。6

噩耗讓莉亞大為震驚。她知道蘇莎一直都不舒服,但沒想到她病得這麼重。她的心情頓時蒙上一層陰霾,變得忿忿不平。為什麼母親過世時,她卻遠在天邊?她一直很期待能再見到母親,把自己傳教的經歷講給她聽。現在一切都變了,她的喜樂不復存在。7

滿心憂傷的莉亞,度過了難熬的一天一夜。她唯一的安慰,是想到母親投入那麼多時間做聖殿事工,現在已經歡歡喜喜地和已逝親人團聚了。她想起蘇莎前不久寫過的一首輕快小詩:

當我離開此岸

不再流連人間

不要哀歎,切莫傷懷

或許我有更好美差。

6月5日,莉亞寫了一封信給郭會長,感謝他對蘇莎一向關懷備至。她寫道:「母親的一生,年華充實,成就頗豐。我祈求,身為母親的兒女,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像她一樣熱愛真理、奉行真理。」8


那年稍晚,在南非,威廉·但以理斯忠信地履行他身為開普敦博愛分會會長的職責。雖然無法執行聖職教儀,但他可以在星期一晚上的聚會中主領並主持分會事務、與他所看顧的聖徒一同商議,並與南非其他分會會長一起出席傳道部領導人大會。

有一天,威廉病得很重。他篤定自己很快就會好起來,所以沒有立刻向傳教士請求祝福。然而,他的健康情況開始惡化,醫生也越來越擔心。他快七十歲了,心臟很虛弱。

六個星期後,威廉終於聯絡傳道部會長的公館,請求一個祝福。由於戴騰會長不在,因此由另一位傳教士來施助他。作過祝福後,威廉有一陣子感覺好多了,但疾病最後再度復發。這一次,戴騰會長親自前來給他祝福。

由於十分擔心威廉的安危,戴騰會長帶著妻子吉納芙和孩子去安慰他們的朋友。戴騰會長一看到威廉的情形便哭了。他們全家跪在床邊,五歲的喬治·戴騰作了祈禱,接著,戴騰會長用油膏抹威廉的頭,給了他一個祝福。他應許威廉能再度回去和開普敦的聖徒一同崇拜。

幾個星期後,戴騰會長回到城裡,發現威廉已經可以外出了。他們一起參加莫布雷分會的主日學,那裡的聖徒邀請威廉對他們演講。在旁人的協助下,他蹣跚走上講台,為信心的醫治力量作見證。聚會結束後,在場的每個人,不分老少,都與他握手。不久,他終於完全康復,可以繼續履行在博愛分會的職責了。

威廉因傳教士和自己從他們那裡得到的醫治祝福而歡欣。有次他對分會成員說:「我覺得我比富甲一方的國王更為蒙福。我感謝主,讓我有幸在家中接待那些好人,也感謝我有信心,讓長老們膏抹我。」9

威廉的健康情況好轉後,便為傳道部的報紙克謨拉的南方使者Cumorah’s Southern Messenger)寫下他的見證。他回顧自己在教會的經歷,敘述歸信的過程、造訪鹽湖城那改變一生的經驗,以及他最近體會到聖職能力的經驗。

他見證:「我的見證是,我知道約瑟·斯密是神在後期時代的先知,復興的福音除了基督自己的教導外,別無他物。」

他寫道:「我知道神活著,祂聆聽並回答祈禱。耶穌是復活的救贖主,也確實是我們真實而活著的天父的兒子。」10


約翰·維特蘇在岳母過世後不久,收到郭會長的一封信。「談到有關你回國的事,我希望你能完全坦誠地寫信告訴我,」信上寫著,「如果你希望回家與親人團聚,請立刻讓我知道。你的傳教召喚已經圓滿結束。」

約翰不知該如何回覆。一方面,他和莉亞已經服務了六年,是歐洲其他傳道部會長服務時間的兩倍。約翰也知道他們在猶他的家人不僅想念他們,也需要他們,特別是由於蘇莎已經不在人世了。11

但另一方面,他和莉亞已經把歐洲當成第二個家,也很喜歡從事傳道服務。莉亞當然會想念這份事工,她對歐洲教會單位的影響隨處可見。她鞏固了當地的婦女組織,鼓勵她們更忠信地遵守智慧語,也使慈助會課程切合歐洲成員的需要。她剛完成歐洲版的蜂巢女孩手冊,為了滿足歐洲各地女青年的需求,大幅簡化和調整了協進會計畫。12

傳道部也面臨新的挑戰。隨著經濟的衰退蔓延全球,歐洲的什一奉獻收入銳減,有些分會因為無法支付房租而失去了聚會場所。經濟大蕭條使可以負擔服務經費的傳教士人數大幅減少,還有許多家庭也需要兒子留在家中幫忙養家。1932年只有399人能夠接下傳道召喚,相較於1920年代,每年有多達1,300名傳教士。由於傳教士人力大幅降低,由約翰和莉亞繼續帶領歐洲傳道部,藉著他們豐富的實務經驗,是否能帶給教會最大的益處?

約翰告訴郭會長,他和莉亞情願將此事交由先知定奪。他寫道:「我一直都覺得主的道路比我的道路好。」13

7月18日,約翰收到一封電報,上面寫著使徒約瑟·梅里爾蒙召喚擔任歐洲傳道部會長,將接替他的職務。雖然不忍離開,約翰和莉亞還是對這個決定感到滿意。到了九月,他們忙著回國的準備,莉亞在倫敦的傳道部會長公館打理事務,約翰則最後一次前往歐洲大陸勘察各地情況。14

約翰此行的最後一站是德國柏林的傳道部辦公室。那年稍早,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而他的納粹黨也加強了對國家的控制。總會會長團擔憂這些事件的後續發展,於是請約翰報告德國的狀況,以及在德國的傳教士是否安全。

約翰本人也正密切關注希特勒的上台及其對德國的影響。許多德國人對於十五年前戰敗仍心有餘悸,他們對戰勝國施加的嚴厲制裁感到深惡痛絕。約翰告訴總會會長團:「德國人民的政治情緒顯而易見。我希望當膿瘡破裂時,毒素能排乾,而不是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擴散開來。」15

約翰一到柏林便大吃一驚,和數十年前他在柏林讀書時相比,這裡簡直有了驚人的變化。整座城市彷彿一個軍營,到處可見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標誌,甚至連傳道部辦公室裡也是如此。約翰告訴總會會長團:「我希望掛在牆上的納粹旗幟,不代表我們接受當今政府在德國所做的一切,而只是證明我們維護所在國家的合法政府。」

約翰和德國的兩位傳道部會長商談,得知教會在德國並無立即的危險,這讓他感到安心不少。納粹的祕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檢查過柏林傳道部辦公室的紀錄,和幾個分會的書籍,但目前為止,他們似乎很滿意教會並沒有試圖破壞他們的政府。16

不過,約翰擔心希特勒正將德國人民捲入另一場戰爭。當地聖徒已在準備接管分會,並在衝突發生時看顧教會成員。約翰建議各傳道部會長制定計畫,必要時在兩、三個小時內將德國的傳教士帶離出境。他也認為總會會長團明智的作法是,應限制未來前往德國的傳教士人數。

會議進行兩天後,約翰離開柏林辦公室,準備返回倫敦。他取道熟悉的路徑,走上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這條街道位於柏林市中心,以羅列道路兩旁的菩提樹命名。正當他走向火車站時,一大隊士兵進入他的視線,他們踏著正步穿過城市,和正在站崗的士兵換哨。

他們四周有成千上萬名希特勒的支持者,正群情激憤地擠滿了大街小巷。17


1934年春天,連恩和瑪莉·霍普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郊,他們是非裔美籍聖徒,在阿拉巴馬州加入教會。這對夫妻為了找份新工作,在1928年夏天舉家搬到這裡。很快地,連恩在一家工廠裡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們現在育有五名子女,還有一個即將出生。18

辛辛那提是一個位於南北兩州接壤處的北方城市,其內大部分區域都像南方遍地那樣實行嚴格的隔離政策。由於霍普一家是黑人,他們不得住在某些社區或旅館,也不得在某些餐廳內用餐。劇院為黑人觀眾指定了與白人分開的座位。市內的一些學校和大專院校不是禁止黑人學生入學,就是大幅限制他們受教育的機會。有幾個宗教團體還將白人和黑人會眾區分開來。19

霍普一家剛到鎮上時,在辛辛那提分會參加聚會。由於教會當時對於種族隔離沒有全體性的政策,各支會和分會有時會根據當地情況制定各自的政策。起初,辛辛那提分會似乎很歡迎這個家庭。但是後來有一群成員告訴分會會長查爾斯·安德森,如果霍普一家繼續來聚會,他們就不再參加聚會。

查爾斯喜歡連恩和瑪莉,他知道禁止他們來教會是不對的。他之前從鹽湖城搬到辛辛那提,鹽湖城的黑人聖徒不多,他們會和白人鄰居一起參加教會聚會。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種族歧視在辛辛那提一帶根深蒂固,他無力改變人們的想法。20

分會最近重新劃分疆界,使得許多南方聖徒被劃入查爾斯的管家職務範圍。但不只是南方的聖徒反對霍普一家來教會,連查爾斯認識多年的一些分會資深成員,也擔心合併分會會讓當地批評教會的人找到新的理由來嘲笑、譏諷聖徒。21

查爾斯心情沉重地來到霍普家,告訴他們分會成員的反對意見。他事後承認:「這是我一生中最困難的一次拜訪。」他承諾要幫助這個家庭與教會保持聯繫。他說:「我們會盡一切所能。我們每個月會來這裡作一次特別拜訪,為你們祝福聖餐,在你們家中進行崇拜。」

連恩和瑪莉對於查爾斯的決定感到心碎,除了地區大會和其他特別活動外,他們都不再參加教會聚會。每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他們在家中為傳教士和任何想來與他們一起崇拜的分會成員舉行見證聚會。他們家庭也很喜歡當地聖徒的非正式拜訪。22霍普一家住在一間舒適的獨棟房子,有四個房間,前門有一個寬敞的門廊和白色的尖椿圍籬。他們的房子座落於分會教堂以北約十六公里處的一個非裔美籍社區,從辛辛那提出發的有軌電車可以帶訪客到步行距離不到1.5公里的地方。23

在每月一次的星期天聚會中,霍普一家領受聖餐,並按長幼順序作見證。有時候他們才華洋溢的女兒也會唱歌或彈鋼琴。每次聚會後,霍普家都會準備美味的食物,有烤火雞、玉米麵包、馬鈴薯沙拉等家常菜。24

拜訪霍普家的聖徒包括查爾斯和他的諮理,克里遜·班恩及奧文·吉列姆。有時候克莉絲汀·安德森和羅莎·班恩會和丈夫一起拜訪。分會文書弗農·卡豪和妻子伊迪絲,以及分會成員羅伯特·麥爾和雷曼·查平,也經常和家人一同前來。25在幾個分會成員家中教導初級會課程的幾位傳教士姊妹,也為霍普家的孩子上初級會課程。班恩家的大女兒伊利莎白有時會幫忙。霍普家偶爾也會和傳教士或分會成員一起去其他地方,例如辛辛那提動物園等。26

1934年4月8日,瑪莉·霍普生下一個男孩。以往霍普夫婦都確使他們的嬰兒接受到祝福,這一次也不例外。小弗農出生兩個月後,查爾斯·安德森和分會文書再次來到霍普家舉行聖餐聚會。之後,查爾斯給了這男孩一個祝福。27

連恩作見證時,經常講述他歸信復興福音的情形。他知道他和瑪莉自從來到辛辛那提,一直都極為蒙福。雖然經濟大蕭條使得許多鄰居失業,但他一天都沒有失去工作。他賺的錢雖然不多,但他總是繳付十足的什一奉獻。

他也表達了對未來的信心。有一次他說:「我知道我無法持有聖職,但是我覺得在神的公道中,有一天這會賜給我,我可以與持有聖職的忠信者一起,獲得永恆的酬賞。」

他和瑪莉願意等待那天的到來。主知道他們的心。28


與此同時,在德國提爾西特,十四歲的海爾嘉·麥瑟斯不禁注意到,自從納粹掌權以來,她所住的鎮上發生了多大的改變。她以前會害怕在晚上從教堂走路回家,因為有很多人在街上遊蕩。經濟不景氣造成許多人沒有工作,無所事事。他們可能並不危險,但海爾嘉總是擔心他們企圖傷害她。

後來,希特勒來了,經濟好轉了。工作不再稀少,街上也感覺很安全。除此之外,人們開始再次為身為德國人而感到自豪。希特勒說話鏗鏘有力,他慷慨激昂的言語使許多人相信,德國會再次崛起,成為一個千年不衰的帝國。他滿口謊言,大談陰謀論,並將德國的問題歸咎於猶太人,許多人都相信他。

德國的後期聖徒和國內的其他人一樣,對希特勒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些人對他表示支持,另一些人則對他的掌權和他對猶太人的憎恨而心生警惕。海爾嘉的家人並不熱衷政治,也沒有公開反對納粹黨。但是,她的父母認為由希特勒領導德國是很糟糕的事。她父親尤其不喜歡被迫用「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來致意,堅持在打招呼時說傳統的「早安」或「日安」,即使別人不贊同。

然而,海爾嘉卻不敢不說「希特勒萬歲」,也不敢不舉手行納粹禮。如果有人看到她拒絕怎麼辦?她可能會惹上麻煩。事實上,她有時候試著在行納粹禮時完全不去想希特勒,但非常害怕會引人注意,擔心納粹會莫名看出她的心思,懲罰她。

儘管如此,她還是很喜歡納粹黨的遊行慶典,有納粹的舞蹈表演,還有穿制服的軍隊在街上遊行。納粹企圖對本國青少年灌輸國家主義和忠誠的思想,因此經常使用休閒娛樂、澎湃激昂的音樂,和各種形式的政治宣傳來吸引他們。29

大約此時,海爾嘉成為蜂巢女孩,這是教會最近重新命名的「女青年協進會」,其中的一個計畫。在一位成人領袖的帶領下,她和其他班員設立目標,達成目標後贏得彩色蠟印,蓋在德文版蜂巢女孩手冊裡。海爾嘉很珍惜自己的手冊,還在內頁的黑白插圖上著色,並用鋼筆或鉛筆將已完成的目標標示為X,成為專屬於她的手冊。

完成整本手冊後,海爾嘉已劃記了數十個目標。她列舉了五位偉大音樂家的成就、做到早睡早起、在三次禁食見證聚會中作見證,也找出了本教會的教導與其他基督教義,兩者之間重要的差異。她還為自己選擇了蜂巢的名稱和象徵。她選的名稱是Edelmut,在德文中是「高貴」的意思。她選的象徵是雪絨花(edelweiss),是一種生長在阿爾卑斯山的稀有小花。30

有一天,海爾嘉興奮地回到家。納粹黨為年輕女孩組織的青少年運動Bund Deutscher Mädel,即「德國少女聯盟」(League of German Girls),正派出代表在附近地區招募成員,海爾嘉的許多朋友都會加入。

「哦,Mutti,」海爾嘉對母親說,「我想加入這個團體。」聯盟提供各式各樣的課程和活動,並出版自己的雜誌。甚至有人談到政府補助的滑雪之旅,女孩們會穿著漂亮的白色上衣和深色裙子。

母親說:「海爾嘉,你是個蜂巢女孩,你不需要屬於那個團體。」

海爾嘉知道母親是對的。不加入「德國少女聯盟」會再次讓她與朋友疏遠,但是蜂巢計畫已經幫助她達成正義的目標,成為更好的後期聖徒,那是希特勒和他的聯盟辦不到的。31

  1. Widtsoe, Diary, May 23–June 4, 1931, and May 17, 1933; Widtsoe, In a Sunlit Land, 207–8;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Merle Colton Bennion, Apr. 14, 1933, Widtsoe Family Papers, CHL; Palestine-Syrian Mission, Minutes, May 21, 1933, John A. Widtsoe Papers, CHL; “President Widtsoe Visits Palestine,” Deseret News, June 24, 1933, Church section, 2.

  2. Mission Annual Report, 1933, Presiding Bishopric Financi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Reports, CHL; John A. Widtsoe to First Presidency, July 11,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Widtsoe, In a Sunlit Land, 204–5, 208; Bertha Walser Piranian and Badwagan Piranian entries, Zürich Conference, Swiss-German Mission, nos. 274, 514, in Switzerland (Country), part 7, segment 2, Record of Members Collection, CHL.

  3.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Heber J. Grant, June 5,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Moser, Global Great Depression, chapter 5.主題:約翰和莉亞·維特蘇

  4. Widtsoe, Diary, May 17, 1933; Ausdrig Piranian entry, Zürich Conference, Swiss-German Mission, no. 450, in Switzerland (Country), part 7, segment 2, Record of Members Collection, CHL; John A. Widtsoe to First Presidency, July 11,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5.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First Presidency, Sept. 1, 1933; Sept. 16,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Palestine-Syrian Mission, Minutes, May 21, 1933, John A. Widtsoe Papers, CHL.Quotation edited for clarity; “R.S.” in original changed to “Relief Society.”

  6. Widtsoe, Diary, May 26–30, 1933; Widtsoe, In a Sunlit Land, 212; Parrish, John A. Widtsoe, 503; Widtsoe, Journal, May 30, 1933; John A. Widtsoe, “The Promised Land,” Latter-day Saints’ Millennial Star, July 6, 1933, 95:441;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Heber J. Grant, June 5,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7.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Susan McCrindle, Sept. 23, 1933, Widtsoe Family Papers, CHL;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Heber J. Grant, June 5,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Widtsoe, Journal, May 30, 1933; “Karl M. Widtsoe Dies of Pneumonia,” Deseret News, May 30, 1927, section 2, 1.

  8. Widtsoe, Journal, May 30–31, 1933; John A. Widtsoe to Heber J. Grant, June 9, 1933;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Heber J. Grant, June 5,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主題:蘇莎·楊·蓋茲

  9. William P. Daniels, “My Testimony,” Cumorah’s Southern Messenger, Feb. 20, 1935, 9:29; Love Branch, Miscellaneous Minutes, Aug. 21, 1933.引言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將原文的「感謝主」改為「我感謝主」;將「有信心」改為「我有信心」。主題:醫治

  10. William P. Daniels, “My Testimony,” Cumorah’s Southern Messenger, Feb. 20, 1935, 9:28–29; Okkers, “I Would Love to Touch the Door of the Temple,” 177–78.

  11. Heber J. Grant to John A. Widtsoe, May 17, 1933; John A. Widtsoe to Heber J. Grant, June 9,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Parrish, John A. Widtsoe, 474; Heber J. Grant to John A. Widtsoe and Leah Dunford Widtsoe, June 27, 1933, Letterpress Copybook, volume 70, 801, Heber J. Grant Collection, CHL.

  12. John A. Widtsoe to Heber J. Grant, June 9, 1933;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First Presidency, Sept. 16,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see also Handbook for the Bee-Hive Girls of the Young Ladies’ Mutu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London: British Mission, 1933).

  13. German-Austrian Mission, Swedish Mission, Netherlands Mission, Report of the Mission President, 1932, Presiding Bishopric Financi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Reports, CHL; Cowan, Churc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62–63; Parrish, John A. Widtsoe, 498; John A. Widtsoe to Heber J. Grant, June 9,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14. Widtsoe, Diary, July 18, 1933; Parrish, John A. Widtsoe, 508–9; Heber J. Grant to John A. Widtsoe, Telegram, July 18, 1933; John A. Widtsoe to First Presidency, July 20,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Leah Dunford Widtsoe to “Dear Jack,” Sept. 8, 1933, Widtsoe Family Papers, CHL.

  15. Wilson, Hitler, 77–88; Evans,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298–349; Noakes and Pridham, Nazism, 123–26; First Presidency to John A. Widtsoe, July 20, 1933, First Presidency Letterpress Copybooks, volume 89; John A. Widtsoe to First Presidency, Aug. 8,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Naujoks and Eldredge, Shades of Gray, 32.主題: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

  16. John A. Widtsoe to First Presidency, July 11, 1933; Sept. 28,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Carter, “Rise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57–59; see also McDonough, Gestapo, chapter 3.主題:政治中立

  17. John A. Widtsoe to First Presidency, July 11, 1933; Sept. 28, 1933,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Widtsoe, Diary, Sept. 20–22, 1933.

  18. Hope family entries, Cincinnati Branch, South Ohio District, Northern States Mission, nos. 441–45, 691, in Ohio (State), part 2, Record of Members Collection, CHL; Hank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6, 12; 1930 U.S. Census, Woodlawn, Sycamore Township, Hamilton County, Ohio, 1B; Fish, Kramer, and Wallis, History of the Mormon Church in Cincinnati, 59; Obituary for Len Hope, Deseret News and Salt Lake Telegram, Sept. 15, 1952, 4B; Vernon Hope entry, Cincinnati Branch, South Ohio District, Northern States Mission, Births and Blessings, 1934, no. 258, in Ohio (State), part 4, Record of Members Collection, CHL.

  19. Stradling, Cincinnati, 110–11; Taylor, “City Building, Public Policy,” 163–64; Bunch-Lyons, Contested Terrain, 77–81, 96, 114; Fairbanks, “Cincinnati Blacks,” 193–94; “Go to Church Tomorrow,” Cincinnati Enquirer, Mar. 15, 1930, 10.

  20. Stephenson, “Short Biography of Len, Sr. and Mary Hope,” [10]; Anderson, Twenty-Three Years in Cincinnati, 2, 17; Duffin, Mission Journal, Dec. 1, 1935; Hank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2–3, 13; Henry Layton to Richard Layton and Annie Horn Layton, Mar. 3, 1931, Henry Layton Correspondence, CHL; see also “Leggroan, Edward,” “Leggroan, Alice Weaver Boozer,” and “Ritchie, Nelson Holder,” Biographical Entries, Century of Black Mormons website, exhibits.lib.utah.edu.

  21. Hank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3, 14, 18; see also Herman Huenefeld, Rogers Love, Rosalea Moore, Ethel Wyatt, in Cincinnati Branch, Record of Members and Children, nos. 61, 84, 96, 139.主題:種族隔離

  22. Stephenson, “Short Biography of Len, Sr. and Mary Hope,” [10]; Hank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2, 6; Duffin, Mission Journal, Dec. 1, 1935, and Dec. 25, 1936; Holt, Mission Journal, July 27, 1931; Sept. 2, 1931; Oct. 5, 1931.First quotation edited for readability; original source has “He told them that this was the hardest visit that he had ever made to anyone in his life.”

  23. Essie Holt, “Hope’s Home,” Photograph, Essie H. Wheadon Mission Papers, CHL; Taylor, “City Building, Public Policy,” 175; Holt, Mission Journal, July 27, 1931; Gibson, Mission Journal, Aug. 6, 1930.

  24. Hank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6, 11; Gowers, Mission Journal, Nov. 15, 1934; Gibson, Mission Journal, July 7, 1930; Lyman, As I Saw It, 73–74; Duffin, Mission Journal, Dec. 1, 1935; Jan. 5, 1936; Feb. 7, 1937; Croshaw, Mission Journal, Apr. 30 and June 23, 1932; Holt, Mission Journal, July 27, 1931; Sept. 2, 1931; Oct. 5, 1931.

  25. South Ohio District, General Minutes, Oct. 29, 1932; Cincinnati Branch, Minutes, Apr. 16, 1933; June 3 and 17, 1934; Duffin, Mission Journal, Dec. 1, 1935, and Oct. 31, 1936; Butler, Interview, 1.

  26. Litster, Mission Journal, Sept. 11 and 20, 1932; Oct. 5 and 11–12, 1932; Gibson, Mission Journal, Mar. 22 and 26, 1932; Apr. 26 and 30, 1932; May 3–4, 1932; Holt, Mission Journal, July 27, 1931; Sept. 2 and 7, 1931; Oct. 5, 1931; Bang, Diary, Jan. 18, 1936.

  27. Vernon Hope entry, Cincinnati Branch, South Ohio District, Northern States Mission, Births and Blessings, 1934, no. 258, in Ohio (State), part 4, Record of Members Collection, CHL; Hope family entries, in Cincinnati Branch, Record of Members and Children, nos. 50–52, 197, 214; Cincinnati Branch, Minutes, June 3, 1934.

  28. Fish, Kramer, and Wallis, History of the Mormon Church in Cincinnati, 58–59; Stephenson, “Short Biography of Len, Sr. and Mary Hope,” [12]; Lyman, As I Saw It, 74; Hank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5–16.引言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原文有:「霍普弟兄說,他知道他無法持有聖職,但是他覺得在神的公道中,有一天這會賜給他,他可以與持有聖職的忠信者一起,獲得永恆的酬賞。」主題:聖職和聖殿限制

  29. Meyer and Galli, Under a Leafless Tree, 49–52; Johnson and Reuband, What We Knew, 137, 230, 337–44; Koonz, Nazi Conscience, 20–25, 75, 100–104, 215, 253–54; Mü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 202–9; Tobler, “Jews, the Mormons, and the Holocaust,” 80–81.

  30. Handbuch für die Bienenkorbmädchen, 2–16, 28–29, 36, 45; “Comments on Church News of the Week,” Deseret News, June 2, 1934, Church section, 8; Meyer and Galli, Under a Leafless Tree, 50–52.主題:女青年組織

  31. Meyer and Galli, Under a Leafless Tree, 50; Reese, Growing Up Female in Nazi Germany, 30–40; Kater, Hitler Youth, 70–112; Lepage, Hitler Youth, 73,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