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在孤立中保持信心
2018年7月


在孤立中保持信心

當戰爭、疾病或其他情況使得這些教會成員在自己國內陷於孤立時,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保持忠信。

今日大部分的後期聖徒都可以在支分會中崇拜,也「常常聚在一起,禁食,禱告,並彼此談論有關他們靈魂福祉的事」(摩羅乃書6:5)。但寫下這些話的先知摩羅乃,卻是在他的人民滅亡,只剩他這一個門徒時,才寫出了一些流傳最久的作品。

在整個教會歷史上,有許多後期聖徒在周遭環境使他們被孤立時仍保持信心。有些人就像摩羅乃一樣,以見證人的身份度過一生,為將來無數世代立下美好榜樣。另一些人則在有生之年得以再次與人分享信心。

多年祈禱,就為了這一天

法蘭緹絲卡·博迪洛瓦

肯·史賓塞繪

法蘭緹絲卡·博迪洛瓦於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一年,在維也納加入教會,直到1929年才再度跟教會的其他成員有了聯絡。

法蘭緹絲卡·博迪洛瓦的肖像,Visual Resources Library(影視資源圖書館)惠予提供

法蘭緹絲卡·博迪洛瓦怎麼也沒想到,1913年傳教士在維也納敲了她家的門之後,她會在教會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她歸信後的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席捲了整個奧匈帝國,傳教士返鄉、許多男性成員被徵召入伍服役,使得法蘭緹絲卡和其他幾位姊妹都必須自行聚會。

有許多年的時間,她們是法蘭緹絲卡最常連繫的教會成員。戰後,法蘭緹絲卡的丈夫法朗提薩克在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謀得一職。他們搬到布拉格後,法蘭緹絲卡成了該國唯一的教會成員。幾個月後,法朗提薩克過世,留下法蘭緹絲卡要扶養兩個年幼的女兒,法蘭絲和珍妮。

法蘭緹絲卡獨自教導兩個女兒福音。「我是在教會長大的。」法蘭絲回憶說:「教會就是我們家!」1法蘭緹絲卡也寫信給奧地利的教會領袖,請求派遣傳教士到捷克斯洛伐克。教會領袖覺得很為難,因為在將近40年前,布拉格的最後一位傳教士因為宣講福音而遭到囚禁,被逐出該城。儘管換了新政府,但教會領袖擔心情況並沒有改變。

法蘭緹絲卡並不氣餒,繼續寫信,祈求能建立一個傳道部。1928年,法蘭緹絲卡在自立自強了十年之後,許多年前在布拉格傳教的同一位傳教士,現年83歲的多馬·別辛格回來了。這家庭的孤立情形看來就要結束了。但沒多久,別辛格弟兄卻因健康惡化,不得不離開該國。

法蘭緹絲卡很沮喪,但仍決定繼續寫信給國外的教會領袖和成員。她的堅持得到了回報:1929年7月24日,十二使徒定額組約翰·維特蘇長老(1872-1952)帶著一群傳教士抵達布拉格。當天晚上,法蘭緹絲卡和這群人登上卡爾斯坦城堡附近的小山,由維特蘇長老將捷克斯洛伐克奉獻為傳播福音之地,並正式成立傳道部。「沒幾個人能體會到我們的喜樂」,法蘭緹絲卡後來寫道:「多年來我們一直祈禱,就為了這一天。」2

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員與維特蘇長老

1929年,約翰·維特蘇長老奉獻捷克斯洛伐克為傳播福音之地時,法蘭緹絲卡也在場(兩人都在中間那排)。

有將近六個月的時間,這分會都在法蘭緹絲卡家裡聚會。法蘭緹絲卡後來協助兩個女兒將摩爾門經翻譯成捷克文,為教會在現今的捷克共和國奠立根基。

有許多後期聖徒像法蘭緹絲卡一樣受到孤立。以下這些弟兄姊妹都是第一批在自己家鄉分享福音和奠立教會根基的人,使得其他人後來也能共享聖徒的交誼。

真實信仰的不變恩賜

日本聖徒

1924年,日本傳道部關閉後,身為主領長老的藤谷(穿深色西裝)就負責和教會成員保持聯絡。

1924年,日本傳道部關閉的時候,許多成員都有失落和被遺棄的感覺。領導日本大約160名成員的責任就落在主領長老藤谷奈良身上;他當時在鐵路公司上班,因而能夠探訪分散各地的成員。隨後數年,局勢動盪,藤谷無法探訪的時候,就靠著發行一本名叫棕櫚葉的雜誌來跟成員保持聯絡,在其中分享福音信息,鼓勵聖徒。

藤谷後來被公司調到滿洲,接替他擔任主領長老的人也在1937年突然過世後,他很快就跟日本成員斷了聯繫。「儘管我們跟鹽湖城沒有書信往來,」藤谷說:「……但我們相信教會一定會在〔這裡〕再次開放。」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藤谷回到東京,向鄰人宣講福音,並開始進行每週的主日學聚會。戰後,藤谷注意到在美軍服役的後期聖徒愛德華·克里梭所張貼的一張告示,邀請在日本國內的教會成員與他聯絡。藤谷立刻到愛德華所住的旅館房間拜訪他。愛德華出席東京的後期聖徒聚會時,驚訝地發現出席人數將近100人。

「總之,」藤谷後來說:「那最大的恩賜,一種不變的恩賜,就是認識並接受真實的信仰,也就是認識天父、耶穌基督和聖靈。」4

在夏威夷建立教會

約拿單·納培勒

右:約拿單·納培勒是夏威夷第一批歸信的人之一,曾協助將摩爾門經翻譯成夏威夷文。

約拿單·納培勒的肖像,教會歷史圖書館及檔案室惠予提供

約拿單·納培勒和妻子凱蒂在1851年受洗前,原本是茂宜島上一位受人敬重的法官。約拿單由於加入教會,被迫辭去法官一職後,就奉獻精力,在夏威夷人當中建立教會。約拿單教傳教士喬治·肯農說夏威夷語,協助翻譯摩爾門經,並開發出第一套訓練傳教士學習任何外語的教材。

結果,在三年內,就有3,000多名夏威夷土著加入教會。「我們都很明白這是神的教會,」約拿單寫道,「這些島嶼上有許多人靠著神的恩典,透過主耶穌基督而獲得堅強的信心,知道我們可以接受聖靈。」5

1872年,凱蒂·納培勒感染了痲瘋病,必須搬到莫洛凱痲瘋病人隔離區,約拿單沒有留在聖徒當中,卻請求該隔離區也允許他入住。「在這短暫的剩餘時間,」他寫信給健康局,說:「我想和妻子在一起。」6這項請求獲得允許,約拿單成了莫洛凱分會會長,和當地的天主教神父達米恩密切合作,一起施助所有受到感染的人。約拿單最後因為在隔離區感染痲瘋而過世。

「我很高興能成為神手中的工具」

腓特烈和哈普家庭

威廉·腓特烈(左二)和艾默·哈普(後排中間)出席阿根廷的第一次洗禮會。

腓特烈家庭和哈普家庭在1920年代初期從德國搬到阿根廷,是該國僅有的後期聖徒。威廉·腓特烈和艾默·哈普都試著在這個新的國家分享福音,分發小冊子,邀請他人一起聚會。「我完全信賴天父會派一些真誠的朋友來接受福音,」威廉寫道:「因為我很高興能成為神手中的工具。」7

但當時的挑戰極大。這兩個家庭距離很遠,必須旅行兩小時才能聚在一起。由於艾默和威廉分別是亞倫聖職中的執事和教師,他們無法主理聖餐教儀,也不能給予聖職祝福。

1924年,希得嘉·哈普生了一個女嬰,但兩個月後就死了。希得嘉哀傷之餘,問起要如何將這嬰孩的名字登記到教會紀錄。於是,威廉開始和鹽湖城的教會領袖通信。

一年半後,十二使徒定額組密文·培勒長老(1873-1939)和其他傳教士奉派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見這群人數不斷增多的歸信者。他們在1925年12月抵達後,培勒長老為一些歸信者施洗,成立了分會。聖誕節那天,培勒長老奉獻了南美洲為傳道事工之地,並在這片大陸成立了第一個傳道部。

將福音帶回給他的人民

亞薩家庭和亞弗夫家庭

當菲利浦和安妮絲·亞薩夫婦(左)在象牙海岸認識盧西安和阿嘉莎·亞弗夫婦時,這兩對夫婦都很高興,知道自己在那裡的教會中並不孤單。

1980年,傳教士在德國科隆,敲了菲利浦和安妮絲·亞薩夫婦家的門時,這對夫妻正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們很快接受了福音,並感到「深受祝福,受寵若驚。」菲利浦不久就有強烈的渴望,要回到祖國象牙海岸去分享復興的福音。「因此在1986年,和妻子作過許多祈禱和禁食後,」菲利浦回憶道:「我決定回象牙海岸,分享我得到的東西,改善家人和族人的命運。」8

菲利浦在離開德國之前,徵詢了教會領袖的意見。雖然當時教會在象牙海岸還沒有任何教會組織,卻有幾位已經在其他國家加入教會的成員。亞薩夫婦拿到這些人的名單後,接下來的一年都在勤奮地給他們每一個人寫信。慢慢地,他們再次燃起其他人的信心,並獲得許可,開始在家裡舉行星期日聚會。後來有些支會與分會相繼成立,並在1997年,成立了象牙海岸第一個支聯會。■

註:

  1. Frances McOmber, in Ruth McOmber Pratt, “Frantiska Vesela Brodilov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9), 18.

  2. Františka Brodilová, in Pratt, “Frantiska Vesela Brodilova,” 25.

  3. Fujiya Nara, in Lee Benson, “Japanese Member Survives Adversity,” Church News, Feb. 17, 1979, 7.

  4. Fujiya Nara, in Benson, “Japanese Member Survives Adversity,” 7.

  5. Jonathan Napela, in “Foreign Correspondence: Sandwich Islands—Minutes of Conference, Makawao, April 1st, 1852,” Deseret News, Nov. 27, 1852, 4.

  6. Jonathan Napela, in Fred E. Woods, “A Most Influential Mormon Islander: Jonathan Hawaii Napela,” 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 42 (2008), 148.

  7. 威廉·腓特烈,信函,1924年3月5日,阿根廷傳道部信函,教會歷史圖書館。

  8. Robert L. Mercer, “Pioneers in Ivory Coast,” Liahona, Mar. 1999,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