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33天父的手


第33章

天父的手

躲在樹後的人影

三十六歲的瑪莎·多倫多進城,要為家人和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傳道部會長公館的六七位傳教士採買物品時,有時會感覺自己被人監視著。她的丈夫華勒斯·多倫多是傳道部會長,1948年春天,他們住在布拉格大約已有一年。這個國家在經歷了納粹七年的佔領後百廢待興,瑪莎在布拉格的前六個月裡一直辛勤工作,幫助捷克斯洛伐克聖徒重建教會。後來,在1948年2月,政府中有一批由蘇聯支持的共產黨員發動政變,迫使所有的非共產黨領導人下台。

這場政變是蘇聯與前盟友之間逐漸爆發之「冷戰」的延伸。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政府對宗教團體普遍持懷疑態度,而教會因為與美國關係密切而受到特別的審查。政府密探和公民線人現在正監視著教會成員和傳教士,許多捷克斯洛伐克人也似乎對多倫多一家等美國人懷有戒心。瑪莎在經過附近的一棟房子時,偶爾會看到裡面的窗簾被迅速掀開一角。有一次,有個男人從學校跟蹤她十三歲的女兒瑪莉詠回家。當她轉身看那人時,他就躲到了一棵樹的後面。1

在多疑且處處控制的政權下生活,對瑪莎來講並不陌生。從1936年開始,就在她和華勒斯結婚幾年後,他們曾經帶領捷克斯洛伐克傳道部。起初,多倫多夫婦可以相當自由地宣講福音。但是到了1939年初,納粹政權掌控了這個國家,開始騷擾教會成員,還監禁一些傳教士。不久之後,戰爭爆發,瑪莎、華勒斯和北美傳教士被迫從該國撤出,留下一百多名捷克斯洛伐克聖徒。2

華勒斯將傳道部交託給二十一歲的約瑟夫·羅比柴克。約瑟夫加入教會還不到三年,身為傳道部代理會長,他會舉行聚會和大會,經常寫信給傳道部的聖徒,並盡心盡力加強他們的韌力和信心。他也不時向華勒斯報告傳道部的情況。3

戰爭結束後沒多久,總會會長團便召喚華勒斯和瑪莎繼續履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職責。考量到在飽受戰火蹂躪的歐洲生活會遭遇的種種挑戰,華勒斯於1946年6月前往布拉格,承諾一旦情況比較穩定,就會將家人接來。有時候,瑪莎不禁會想,如果她和孩子們留在猶他州,對孩子來說會不會比較好,但是她不希望孩子數年都見不到父親。經過一年的分離,多倫多一家終於團聚了。4

身為傳道部領袖,瑪莎負責指導慈助會事工和照顧傳教士,她也喜歡看到新歸信者每週聚在傳道部會長公館,參加協進會的活動。但是,由於共產黨政府密切監視著她家和教會,她完全可以預料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會日漸艱難。

瑪莎離開美國之前,總會會長團的路賓·克拉克會長曾按手選派她去傳教。他當時說:「你會遇到重重問題,而且都非同尋常。」他應許她會有力量面對問題,並祝福她有耐心和仁愛,能夠長久忍耐。5

瑪莎和家人做主的事工時,將此話銘記在心。


與此同時,在遠離歐洲動蕩的宏都拉斯,三十一歲的約翰·奧唐納跪在特拉附近一處植物園僻靜角落的樹旁。過去六年來,約翰一直在鄰國瓜地馬拉負責一個橡膠基地的營運,每次因工作需要來到這個美麗的花園,他都很高興。他從小生長在墨西哥北部沙漠地帶的後期聖徒屯墾區,對他來說,這個動植物種類繁多的寧靜之地是個熱帶樂園。6

然而約翰此時卻心煩意亂。他剛開始在中美洲工作不久,就和妻子卡門雙雙墜入愛河。卡門是天主教徒,所以由她教會的一位祭司為他們主持婚禮。不過,當時約翰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有一天她也會和他一樣相信復興的福音。他渴望在聖殿與她印證在一起,也經常和她談論教會,但在瓜地馬拉還沒有正式的教會單位。然而,卡門似乎並不想改變信仰,約翰也盡量不要給她壓力。

他告訴她:「我不希望你只是因為想要取悅我,而加入我的教會。你得努力獲得自己的見證。」

對於約翰所教導的有關教會的事,卡門大致上是喜歡的,但她想要確定復興的福音是否適合她。她小時候不被允許閱讀聖經,一開始也不明白摩爾門經有何重要。她問約翰:「我究竟為什麼非要讀這本書?我完全看不懂。」7

約翰沒有放棄。他們有次去美國的時候,到了亞歷桑那州的梅薩,那裡的聖殿離他們最近,他也跟她談起永恆婚姻。不論他跟她分享多少有關復興福音的事,她似乎都無法獲得見證。

約翰知道,一部分原因是她親友的反對,其中一些人對教會多有詆譭。卡門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但她仍然重視從小長大的傳統。約翰後悔自己有時在奉行宗教方面很懈怠,尤其是和非教會成員的朋友和同事相處時。有時候,遠離有組織的聖徒分會絕非易事。他很感謝自己早年在北墨西哥時,身邊有父母和其他教會成員的好榜樣。8

1946年底,約翰到鹽湖城拜訪喬治·斯密會長,敦促他派遣傳教士到瓜地馬拉。約翰談到該國已準備好接受福音時,斯密會長饒有興趣地聽著。他和他的諮理已經與阿根廷前傳道部會長菲德克·威廉商議,討論如何擴展在拉丁美洲的傳道事工。

會面後不久,總會會長團便宣布他們決定派遣傳教士到瓜地馬拉。他們告訴約翰:「我們不確定何時可以做到這一點,但相信會是不久的將來。」9

幾個月後,四位傳教士抵達瓜地馬拉市奧唐納的家,當時墨西哥傳道部的範圍剛剛擴大,納入了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馬等國家。其中兩位長老繼續前往哥斯大黎加,另外兩位長老則開始和約翰、卡門以及他們兩個年幼的女兒舉行聚會。

傳教士也設立了主日學和初級會,甚至邀來卡門的妹妹泰瑞莎擔任初級會教師。雖然卡門和約翰一起參加教會聚會,但她還是不願受洗。事實上,約翰在植物園跪下來的時候,傳教士已經在瓜地馬拉將近一年了,而截至那時為止,該國還沒有人加入教會。

約翰在祈禱時敞開靈魂,懇求天父寬恕自己的罪和不足之處。他接著為難以獲得見證的卡門祈禱。過去五年來,撒但似乎在竭盡全力阻止她加入教會。她何時才能從主那裡獲得答案?10


約翰·奧唐納在宏都拉斯祈禱之際,艾美·齊普正在瑞士盡心盡力傳教。除了一般的傳道職責外,她也協助傳道部會長司考德·塔加特寫德文信,並將課程資料從英文翻譯成德文。雖然她在傳教前還不懂英文,但是她仔細研讀過期的進步時代雜誌,而且無論到哪裡都帶著字典,所以提升了英文程度。11

1948年夏天,一位政府官員告訴艾美,她的簽證不能續簽了,她必須在三個月內回到維也納。艾美雖然想念家人,但蘇聯仍然佔領著她的祖國和家鄉的部分地區,她一點也不想生活在蘇聯影響下的奧地利。她有機會在大不列顛找到一份臨時的家政工作,但是什麼都還不確定。她常常想到一句箴言:「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12

有一天,艾美遇到兩位來自英國傳道部的傳教士姊妹,她們在返鄉前到瑞士旅遊。這兩位姊妹都是加拿大人,不會說德語,因此艾美為她們擔任翻譯。在聊天時,艾美告訴她們自己不願回維也納。其中一位傳教士瑪莉詠·艾倫問艾美,她是否願意移民到加拿大,而不是去大不列顛。雖然加拿大的大部分教會成員都住在亞伯達省卡德斯頓聖殿附近,但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從東部新斯科細亞省到西部的卑詩省,都有聖徒聚集的分會。

艾美認為自己移民北美機會渺茫。奧地利尚未簽署中立條約,其公民在同盟國家會被視為敵國外僑。艾美也沒有任何親友在加拿大或美國可以資助她,或為她的就業作擔保。13

不過幾個星期後,塔加特會長卻收到瑪莉詠的父親禧伯·艾倫發來的一封電報,詢問艾美是否有興趣搬到加拿大。瑪莉詠對禧伯講述了艾美的難處,於是他聯絡了加拿大政府中的一位熟人,幫助她獲得移民許可。禧伯一家住在卡德斯頓附近的小鎮瑞蒙,他願意為艾美提供一份工作,並讓她住在他們家。

艾美立刻答應了。在她準備離開時,她的父母阿洛依斯和赫敏娜取得一張一日通行證,來到瑞士邊境跟她告別。艾美知道,她的父母要有很大的信心,才能放手讓二十歲的女兒孤身一人到異國他鄉生活,而且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能再次相見。

她的父母告訴她:「無論去到哪裡,你絕不孤單。有天父看顧著你。」他們勉勵她當個好公民,並一直留在教會。14

隨後,在橫渡大西洋的航行中,艾美想到自己親密無間的家人、維也納分會的成員,還有她熱愛的奧地利,心情越來越沉重。她哭了起來,心想如果她有能力把船調頭,她可能真的會這麼做。

兩位從捷克斯洛伐克傳道部返鄉的長老與艾美同行,這趟艱辛的旅程因為他們而變得比較容易承受。在沒有暈船的時候,這兩位年輕人分別向艾美求婚,但她都拒絕了。她告訴他們:「你們只是這兩年都沒有遇到什麼女孩子,一回到家,你們就會找到很好的女孩,安定下來的。」15

當輪船抵達新斯科細亞省時,兩位長老立刻獲准入境,但艾美和其他許多移民被帶到一個有圍欄的收容區。艾美得知,其中有些移民是來自德國集中營的孤兒。

納粹在1930年代開始在這些集中營監禁異議分子,以及他們視為劣等族群或對其政權有危害的人。戰爭爆發後,納粹繼續逮捕這些人,最終殺害了數十萬人。納粹的反猶太主義也變成了種族滅絕,因為該政權在集中營蓄意監禁和殺害數百萬名猶太人。三分之二的歐洲猶太人在大屠殺中喪生,其中包括奧爾嘉和伊貢·魏斯;這對猶太母子加入教會後,和艾美一家人在維也納分會一起崇拜。16

在加拿大,政府官員將艾美和其他移民按語言分組,然後逐一盤問他們,歷時一整天。艾美知道有些移民因為文件不符合規定而被送回歐洲,或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錢,又或是僅僅因為他們生病了,所以她祈禱自己能通過檢查。當官員接過她的護照並蓋章時,她欣喜若狂,心臟幾乎要跳出胸膛了。

她想:「我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自由了。」17


大約在同一時間的瓜地馬拉市,卡門·奧唐納有很多事要思考。她剛收到丈夫約翰的來信,他在宏都拉斯出差。他離家的時候,希望她求問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是否是真實的,約瑟·斯密是否是先知,以及摩爾門經是否是神的話語。他懇求道:「為這件事祈禱吧。我希望我的妻子和孩子能和我永遠印證在一起。」

卡門以前曾為這些事多次祈禱。約翰不在家時,禱告會特別困難,甚至令人不安。一個可怕的靈將她包圍,她會感覺到撒但那駭人的力量。一想到他不在身邊,而她還要再試一次,她就心生恐懼。

不過,有一天晚上,她決定再試一次。她打發兩個女兒上床睡覺,然後跪在臥室裡祈禱。黑暗的力量立刻又來了。她覺得房間裡好像有成千上萬個嘲弄的臉孔想要將她毀滅。她逃出房間,爬到傳教士住的二樓。她對長老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他們給了她一個祝福。

當卡門睜開眼睛時,感覺平靜了很多。她意識到:「撒但因為某些原因想要毀滅我。」敵對者顯然不希望她獲得對復興福音的見證,否則他為什麼會如此極力干擾她的禱告?她立刻就明白自己必須受洗。18

接下來的幾個月,奧唐納一家過得非常忙碌。約翰從宏都拉斯回來後,總是和卡門一起祈禱。她繼續參加聖餐聚會和教會的其他聚會,對福音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在一次有墨西哥傳道部會長亞威·皮爾斯參加的見證聚會中,卡門站起來說了幾句話,其他人也輪流分享見證。聖靈感動和啟發了他們,他們都流下了眼淚。19

1948年11月13日,傳教士為卡門和她的妹妹泰瑞莎,以及另外兩個人——瑪努艾拉·卡塞雷斯和路易斯·高查利,舉行洗禮會。由於他們所租用的聚會廳沒有洗禮池,所以有些朋友同意讓約翰和傳教士在城南的一個小游泳池裡執行洗禮教儀。20

一個星期後,墨西哥傳道部的兩位傳教士瑪麗·懷特和愛琳·比恩來到瓜地馬拉市成立慈助會。卡門被召喚擔任慈助會會長,她和傳教士每週四下午舉行聚會。來參加聚會的大部分婦女都不是教會的成員,其中有一位是中年的大學教授。她一開始覺得很困擾,怎麼會讓卡門這麼年輕的人來領導慈助會呢?

她對傳教士說:「我真是不知道你們怎麼會召喚這位年輕女士擔任會長。」

卡門感覺很沮喪。她覺得這位婦人說得很有道理,為什麼不是這位教授或另一位較年長的婦女被召喚來擔任會長呢?

傳教士姊妹告訴她:「你不必有那樣的感覺,因為你沒有要求這份事工,你是被召喚來做這事工的。」

慈助會沒有課本,於是卡門設法安排課程和活動。1949年2月,兩位婦女安東妮雅·莫拉里和阿莉希婭·卡塞雷斯加入了教會。幾個星期後,卡門召喚她們和一位對教會感興趣的婦女格蕾西·德·烏爾奇蘇為她的會長團成員。在一次聚會中,這些婦女被介紹給二十一位姊妹,這是她們迄今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聚會。

在場的每個人都很開心,也準備好要學習。21


1949年春天,喬治·斯密會長經常被海豹的叫聲和太平洋有節奏的海浪聲吵醒。先知在一月時來到加州勘察洛杉磯聖殿的預定地。歐洲的戰爭和救援工作使工程延期,現在教會領袖想要繼續興建工作。經過幾天的繁忙會議,斯密會長開始感到不適。隨著他的病情惡化,醫生診斷出他的右邊太陽穴有血栓。22

後來,病情雖然沒有危及生命,但斯密會長一直很難恢復體力。醫生最終讓他出院後,他繼續留在加州海邊休養。1949年4月總會大會即將召開,他希望能回到鹽湖城。但每次他從床上坐起來,一陣劇烈的眩暈就會讓他感到天旋地轉,不得不重新躺下來。23

除了血栓之外,醫生們找不到先知疲憊的確切原因。他最近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結論:「我最大的麻煩是精神壓力和勞累過度。」24

斯密會長成年後,一直有著健康上的問題,像是視力不良、消化系統問題以及嚴重的疲勞等。他在三十三歲蒙召喚為使徒時,從經驗得知如果自己太過操勞會發生什麼事。但有時候,責任感和對工作的渴望讓他無法放慢腳步。

到了1909年,也就是蒙召喚擔任使徒六年後,他變得既焦慮又抑鬱。他毫無活力,一度讓他一連幾個月只能躺在床上,什麼事都做不了。他視力不佳,無法長時間閱讀。他覺得自己毫無用處,希望盡失,數度有過輕生的念頭。有三年的時間,他不得不停下在十二使徒定額組的日常職責。25

斯密會長發現禱告、新鮮空氣、營養飲食和定期運動,都有助於他恢復活力。雖然他尚未完全克服健康上的挑戰,但早期擔任使徒的那段艱辛歲月讓他確信,主為他的人生準備了一個計畫。他從父親(也是使徒)約翰·亨利·斯密的信中找到安慰。信中說道:「你所經歷的苦痛經驗,只是為了潔淨你、提升你,讓你有能力終生從事事工。」26

從那時起,斯密會長便全心致力於減輕世人的痛苦、不公和苦難。他籌備印製第一版的點字摩爾門經,並成立了教會的第一個聽障者分會。他聽說被納粹處決的年輕德國聖徒何穆特·修本納被不公地開除教籍,便和他的兩位諮理撤銷了此一行動,並指示當地持有權柄人員在何穆特的教籍紀錄中注明這一點。身為總會會長,他尤其關注美國的美洲原住民,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和教育。27

不過,先知的同情心往往加重了他的精神負擔。有一次他告訴一位朋友:「情況正常時,我的精神狀況原本就不是很穩定。看到別人憂傷消沉,我就更容易受影響。」28

當時的醫生不太了解慢性的身心疾病,他們通常用「神經衰竭」這樣的詞來描述長期性的疲勞或憂鬱症等情況。不過,斯密會長還是盡全力管理自己的健康,善加利用精力和體力增強的時期,並在必要時休息。雖然他再也沒有經歷幾十年前那種全面的崩潰,但年老和巨大的責任都讓他感到吃力。29

3月20日,先知寄了一封航空信件給他的兩位諮理,建議他們在沒有他的情況下舉行總會大會。第二天,路賓·克拉克會長打來電話,希望斯密會長仍能及時康復,參加總會大會。他說:「我們等到下個星期日,看看你的感覺如何。」

接下來的一週,先知經歷了數次眩暈,但他覺得自己的體力在慢慢增強。3月27日,醫生認為他的健康狀況可以旅行,所以他很快就搭上一列前往鹽湖城的火車。他在旅程中得到充分休息,到總會大會的週末時,他知道主已賜予他力量。

大會的第二天,斯密會長站在聖徒面前,心中充滿愛與感激。他說:「很多時候,我顯然已經準備好要到幔子的另一邊,但我被保留下來做其他的事工。」

他接著說了一些事先並未準備的話。他說:「我的人生有諸多喜樂。我祈求我們在經歷人生時,都能調整自己,伸出雙手,感受天父的手正牽引著我們。」30


在布拉格,傳道部會長華勒斯·多倫多等待著消息,想知道七位剛蒙召喚到捷克斯洛伐克傳道部服務的美國傳教士,是否獲得了入境許可。在前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傳教士人數已增加至三十九人,是該國第二大的美國公民團體,僅次於美國大使館的職員人數。不過,有十位傳教士預計要返鄉,為了維持傳道事工的動力,需要有人接替他們。31

這群新來的傳教士在1949年2月抵達歐洲。由於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並未立即簽發簽證,長老們便在位於巴塞爾的瑞士—奧地利傳道部會長公館等候,華勒斯則在同時請求某位政府高官准許傳教士入境。在等待了好幾個星期後,華勒斯得知他的請求已被拒絕。

該名官員回覆說:「目前不再允許美國公民以永久居留之目的進入捷克斯洛伐克。」

傳教士隨即被重新指派到瑞士—奧地利傳道部,致使華勒斯人手不足。此時,共產黨政府對教會事務的干涉也越來越多。該政權現在要求所有的公開課程或講道必須提前六個星期獲得核准,而且共產黨官員經常出席教會聚會,以監督聖徒是否有未經許可的言論。政府也撤銷了印行傳道部雜誌Novy Hlas(新聲音)的許可,並威脅說,如果聖徒繼續參加教會聚會,就要減少他們的糧食配給,或讓他們被解雇。有些成員覺得要監視其他教會成員,感覺很有壓力。

憂心忡忡的聖徒向華勒斯尋求忠告,他告訴他們,千萬不要為了盡義務,就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如果政府特務向他們施壓,要他們報告教會聚會的情況,他們只要提供能滿足審訊者的訊息就夠了。32

儘管遭遇這種種的困難,有些捷克斯洛伐克人仍然渴望聽到福音信息。華勒斯沒有減少公開聚會,反而在全國各地的城鎮舉行了數十場講道,擴大了傳道部的影響範圍。這些聚會變得非常受歡迎,往往能賣出多本摩爾門經。有一天晚上,在皮爾森市,有將近九百人到場聆聽。

然而,這樣的成功導致政府更加嚴密的審查。在包括布拉格在內的一些地區,政府官員拒絕了舉行講道的申請。在皮爾森集會後不久,政府拒絕向四位美國傳教士重新簽發居住許可,聲稱他們「威脅到公眾的和平、秩序及國家安全」。

華勒斯再次向政府官員請願,堅稱傳教士沒有任何危害公眾的行為。他出示德撒律新聞中幾篇有關捷克斯洛伐克的正面報導,以證明聖徒並非與政府為敵。他也提到教會在戰後將食物和衣物分派到全國各地,並指出傳教士為捷克經濟貢獻良多。33

但這些都無濟於事。政府命令這四位傳教士在1949年5月15日前離境。華勒斯在他的傳道報告中寫道,他擔心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宗教活動很快就會受到國家嚴格的管控。

然而他拒絕放棄。他寫道:「無論未來的政治浪潮會帶來怎樣的變化,我們都希望並祈求主會繼續祝福祂在這片土地上的事工。」34

  1. Anderson, Cherry Tre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1, 43–50; Mehr, “Czechoslovakia and the LDS Church,” 140–41; Heimann, Czechoslovakia, 171–75; Woodger, Mission President or Spy, 158, 161, 175–77; Dunbabin, Cold War, 142–59; “Historical Report of the Czechoslovak Mission,” June 30, 1949, 13–14, Czechoslovak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CHL.

  2. Anderson, Cherry Tre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13, 15; Mehr, “Czechoslovakia and the LDS Church,” 116, 132, 134–37; “Historical Report of the Czechoslovak Mission,” Dec. 31, 1939, 8–12, Czechoslovak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CHL.

  3. Mehr, “Czechoslovakia and the LDS Church,” 137–39; Hoyt Palmer, “Salt of the Earth,” Deseret News, Feb. 14, 1951, Church section, 7, 13; Wallace F. Toronto to Josef Roubíček, Sept. 21, 1939; Josef Roubíček to Wallace F. Toronto, May 1, 1940; Sept. 10, 1941, Josef and Martha Roubíček Papers, CHL; Josef Roubíček to Wallace F. Toronto, May 29, 1945; Aug. 23, 1945; Oct. 10, 1945, Czechoslovak Mission President’s Records, CHL.

  4. First Presidency to Wallace F. Toronto, May 24, 1945,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Anderson, Cherry Tre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38; Wallace Felt Toronto, Blessing, May 24, 1946,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Woodger, Mission President or Spy, 131; Martha Toronto to Wallace Toronto, Nov. 10, 1946; Dec. 1, 1946, Martha S. Anderson Letters to Wallace F. Toronto, CHL.

  5. Anderson, Cherry Tre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47–48; Woodger, Mission President or Spy, 167; Martha Sharp Toronto, Blessing, May 16, 1947,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6.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4–31, 43–48, 70–71; O’Donnal, Pioneer in Guatemala, 2–26, 60.主題:墨西哥的屯墾區

  7.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49–53, 71; O’Donnal and O’Donna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8–13, 19.

  8.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53, 71; O’Donnal, Pioneer in Guatemala, 33–34; O’Donnal and O’Donna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1–13, 16, 19.

  9.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66–68; O’Donnal, Pioneer in Guatemala, 55–57; Williams and Williams, From Acorn to Oak Tree, 201–3; Frederick S. Williams to First Presidency, Sept. 30, 1946,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J. Forres O’Donnal to George Albert Smith, Dec. 31, 1946; First Presidency to J. Forres O’Donnal, Jan. 13, 1947, First Presidency General Authorities Correspondence, CHL.主題:瓜地馬拉

  10.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69–71; O’Donnal, Pioneer in Guatemala, 58–60; O’Donnal and O’Donna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2–13, 17–19; Hansen, Journal, Apr. 3–4, 1948.

  11.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261–67, 320, 324–25, 328–29.

  12.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351;亦見箴言3:5

  13.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351; Olsen, Plewe, and Jarvis, “Historical Geography,” 107; “Varied Church Activity during 1946,” Deseret News, Jan. 11, 1947, Church section, 6; Bader, Austria between East and West, 184–95.

  14.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351–55.引言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原文有:「無論去到哪裡,我絕不孤單——有天父看顧著我。」

  15.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359.引言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原文有:「我告訴他們二人,他們只是這兩年都沒有跟女孩子打過交道,一回到家,他們就會找到很好的女孩,安定下來的。」

  16. Gellately and Stoltzfus, “Social Outsiders,” 3–19; Hilberg,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993, 1000, 1030–44; Gilbert, Holocaust, 824; Gigliotti and Lang, “Introduction,” 1; Perry, “Fates of Olga and Egon Weiss,” 1–5.主題:第二次世界大戰

  17. Collette, Collette Family History, 359, 363–64.Quotation edited for readability; “was” in original changed to “am.”主題:移民加拿大

  18.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71; O’Donnal and O’Donna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2–13; Hansen, Reminiscence, [2].

  19. Guatemala Branch Manuscript History, July 2–Aug. 22, 1948;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70–71; Arwell L. Pierce to First Presidency, Aug. 4, 1948, First Presidency Mission Files, CHL; Lingard, Journal, July 9–Aug. 25, 1948; Hansen, Journal, July 9–Aug. 22, 1948.

  20.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71; O’Donnal and O’Donna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2–13; Photographs of Carmen G. O’Donnal baptismal service, Nov. 13, 1948, John F. and Carmen G. O’Donnal Papers, CHL; Hube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00:04:20]–[00:05:15].

  21. Jensen, “Faces: A Personal History,” 69–71; O’Donnal, “Personal History,” 72; O’Donnal and O’Donna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30; Guatemala Branch Relief Society, Minutes, Dec. 2, 1948–Feb. 24, 1949; Antoni[a] Morales and Alicia de Cáceres entries, Baptisms and Confirmations, 1949, Guatemala, Combined Mission Report, Mexican Mission, 474, in Guatemala (Country), part 1, Record of Members Collection, CHL; Bean, Journal, Nov. 20, 1948; Dec. 2, 1948; Feb. 24, 1949.主題:瓜地馬拉

  22. George Albert Smith, Journal, Jan. 17–21, 1949; Mar. 9 and 19, 1949; Cowan, Los Angeles Temple, 29–36; Gibbons, George Albert Smith, 346.主題:喬治·斯密

  23. George Albert Smith, Journal, Feb. 7–8, 1949; Mar. 5–11 and 19–21, 1949; Apr. 3, 1949.

  24. George Albert Smith, Journal, Jan. 29, 1949.

  25. Woodger, “Cheat the Asylum,” 115–19; Gibbons, George Albert Smith, 11, 30, 60–69, 77.

  26. Gibbons, George Albert Smith, 68–74; Woodger, “Cheat the Asylum,” 144–46.

  27. James R. Kennard, “Book of Mormon Now Available for Blind,” Deseret News, Mar. 30, 1936, 1; Edwin Ross Thurston, “Salt Lake Valley Branch for the Deaf,” Improvement Era, Apr. 1949, 52:215, 244; Pusey, Builders of the Kingdom, 324; Anderson, Prophets I Have Known, 109–11; Jean Wunderlich to First Presidency, Dec. 15, 1947; First Presidency to Jean Wunderlich, Jan. 24, 1948, First Presidency General Administration Files, 1908, 1915–49, CHL.主題:何穆特·修本納美國印第安人

  28. Woodger, “Cheat the Asylum,” 124–25.

  29. Schaffner, Exhaustion, 91, 106–7; Gibbons, George Albert Smith, 54–55, 60–61, 78; Woodger, “Cheat the Asylum,” 117–19, 125–28.

  30. George Albert Smith, Journal, Mar. 20–30, 1949; George Albert Smith, in One Hundred Nine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87.

  31. “Historical Report of the Czechoslovak Mission,” June 30, 1949, 6, Czechoslovak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CHL; Mehr, “Czechoslovakia and the LDS Church,” 140.

  32. “Historical Report of the Czechoslovak Mission,” June 30, 1949, 2, 6, Czechoslovak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CHL; Mehr, “Czechoslovakia and the LDS Church,” 141; Anderson, Cherry Tre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49–50.Quotation edited for readability; “were” in original changed to “are.”

  33. “Historical Report of the Czechoslovak Mission,” June 30, 1949, 2–3, 6–7, Czechoslovak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CHL.

  34. Historical Report of the Czechoslovak Mission, June 30, 1949, 7, 13–14, Czechoslovak Mission, Manuscrip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ports, C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