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徹徹底底的生活方式
1970年1月8日，賓塞·甘長老在日記中寫道：「我非常擔心自己的喉嚨，我的聲音似乎漸漸惡化了。」
醫生切除他罹癌的聲帶後的十幾年間，他都一直只能發出含糊的低語聲。然而，這個挫折幾乎毫不阻礙他在教會服務。自從1966年成立聖保羅支聯會以來，甘長老已在阿根廷和烏拉圭分別成立了第一個支聯會，奉獻哥倫比亞為傳道之地，並施助厄瓜多爾的聖徒。他也寫了寬恕的奇蹟這本頗具影響力的書，並開始擔任教會預算委員會和傳道委員會的主席。
但他的聲音每況愈下，於是他向醫生諮詢，擔心癌症是否又復發了。醫生在甘長老的喉嚨左側發現了一個紅點，並做了兩次的切片檢查。這讓使徒的聲線愈加緊繃，迫使他得在脖子上戴著小型麥克風來擴音。
甘長老於1月12日回到醫院，去了解治療後可能的結果。醫生研究了這些切片檢查的結果，並與其他專家商議後，相信癌症又復發了，因此認為甘長老聲音復原的機會渺茫。
甘長老思考要如何繼續治療時，也在想自己是否該退出十二使徒定額組，把位置讓給更有能力服務的人。
第二天，甘長老把醫生的話告訴以東·譚納，譚納會長建議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為他進行特別的禁食。兩天後，總會持有權柄人員齊聚在聖殿裡，由海樂·李獻上誠摯的祈禱。他結束禱告後，甘長老坐在房間中央，戈登·興格萊用油膏抹他的頭。接著，房間裡的其他使徒繞著甘長老圍成一個圈子，由譚納會長印證膏抹並祝福了他。
甘長老接受祝福時，感覺與天父和定額組成員非常親近。他背負的重擔似乎消失了，也知道如果神希望他繼續去施助，那麼無論他能否發出聲音，祂都會找到方法讓他履行責任。祝福結束後，李長老張臂擁抱了甘長老。圈子中的其他使徒都表示自己很蒙福，能參與如此有力且合一的靈性經驗。
在祝福後三天的星期日早晨，甘長老意外地接到鄰居的電話。對方聽說麥基會長過世了，想要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
甘長老回答說：「我沒有聽說。」他開始打電話，不久後，他就得知先知確實在那天稍早過世了。
甘長老匆忙趕到教會行政大樓。最資深的使徒約瑟·斐亭·斯密和海樂·李都來探望麥基家庭。甘長老找到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的祕書，約瑟·安德森和亞瑟·黑考克，他們花了好幾個小時打電話給總會持有權柄人員，通知他們這個消息。
麥基會長的逝世，令教會成員很悲傷。他對全球聖徒的愛是個傳奇。他帶領教會將近十九年，當時的三百萬名成員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他擔任總會會長期間接受洗禮的。他在1951年4月繼任喬治·斯密時，教會共有184個支聯會。如今到了1970年，教會有500個支聯會，包括澳洲和紐西蘭的14個支聯會，歐洲的13個支聯會，以及阿根廷、巴西、瓜地馬拉、墨西哥、東加、烏拉圭和西薩摩亞各有第一個支聯會。
在麥基會長任內，將近百分之90的新支聯會成立於美國和加拿大，這裡是教會高度成長的地區。在北美洲，教會的名聲受益於知名的後期聖徒，如大型連鎖旅館的創辦人威拉·馬利奧特，以及曾擔任美國汽車公司（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執行長與密西根州州長的喬治·羅慕義。
麥基會長在四個國家奉獻了五座聖殿，並督導聖殿教儀翻譯成十二種語言。同樣地，總會大會在北、中、南美洲的兩百個電視臺和數十個廣播電臺轉播之後，有更多人能夠收看了。麥基會長是傳道事工和教會教育的擁護者，他大幅增加了教會在這兩方面投注的心力。他實行的協調統合計畫，是身為總會會長的他視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實施這項計畫之後，讓世界各地的人們更容易接觸到復興福音的簡單真理。
成千上萬的聖徒出席了麥基會長的喪禮，獻上他們的敬意。不久之後，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聚在一起，支持約瑟·斐亭·斯密為新任總會會長。斯密會長年屆九十三歲，是教會有史以來最年長的領導者。他帶著近六十年的使徒經驗上任，他對教會歷史和經文的知識淵博，受到聖徒敬重。他是約瑟F.·斯密會長的兒子，也是先知約瑟的哥哥海侖·斯密的孫子。
斯密會長召喚海樂·李和以東·譚納到總會會長團擔任他的諮理。由於李會長的新職責使他無法擔任十二使徒定額組的會長，因此甘長老蒙按手選派，代理李會長擔任定額組會長。
甘會長有位當醫生的朋友，催促他前往加州接受癌症治療，但甘會長沒有聽從他的勸告。在麥基會長過世後，甘會長放下自己對健康的顧慮，轉而選擇專注在使徒的職責上。他依然不確定自己的疾病該如何治療最好，而且自從接受祝福後，他的聲音已有改善，所以他不想接受任何會危及他聲音的手術。
李會長在按手選派甘長老擔任新召喚時，談到了甘長老的健康問題，並提供了安慰和希望的話語。
他說：「我們要特別祝福你的聲音，懇求主保留你的能力，讓你能透過聲音和書寫指示來與人溝通，好使你在世上的日子豐富甜美，直到主認為足夠的那一天。」
梅塔·哈勒戴抵達加州後不久，便和她在印第安學生安置計畫的寄養母親維娜·布拉克，一起去一家購物中心。梅塔以前從未去過購物中心，所以她非常注意維娜開車轉過的每一個彎。
梅塔在購物中心裡挑了一些她需要的衣服，但是到了離開的時候，維娜卻不知道該怎麼回家。她對梅塔說：「我想不起來該怎麼走。」
「嗯，走這裡」，梅塔指導著維娜開向正確的路。然後，她帶著維娜轉了一次又一次的彎，回到了家。
維娜對她刮目相看，問說：「你怎麼知道該怎麼回家？」
梅塔說：「我一直都善於觀察。」她小時候在納瓦霍族保留地牧羊時，養成了記地標的習慣。如果她不留意地標，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梅塔在這次經驗後不久，便開始就讀當地的高中。剛開始的幾天，她很害怕。這所學校比她讀過的任何學校都大得多。擁擠的走廊上擺滿了置物櫃。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白人，且就她所知，她是該校唯一的安置計畫生。不過，她並沒有像其他學校的一些安置計畫生那樣，感受到同儕的種族歧視。她的同學歡迎她，她很快就交到了朋友。
梅塔和支會裡的其他青少年一樣，參加了晨間福音進修班。她和寄養家庭的姊姊露西平日早上五點就起床，以便能準時抵達支會的教堂上課。梅塔上福音進修班的第一天，坐在椅子上乾等著，不清楚她為什麼會在那裡，就這樣等到課程開始。然後她想通了。她心想：「啊，我們是要認識教會。」
梅塔對福音進修班不太感興趣。當她發現自己會在班上得到成績時，感到既驚訝又困惑。她心想：「別人怎麼能為你的信仰打分數呢？」神會為她打分數嗎？儘管如此，她和露西還是很少缺課。
梅塔高中一年級時，加入了學校的合唱團。高二時她去打籃球，她在亞利桑那州就讀寄宿學校時學會這項運動。她在籃球方面表現優異，成為隊上的控球後衛。她喜歡上籃和在罰球線邊射籃得分，但她在傳球給隊友方面也很擅長。球季結束後，她的隊友和教練都推選她為最有價值球員。
安置計畫建議學生在每個學年結束後回家，和親生家庭共度夏天。梅塔不喜歡回家，也不喜歡與她備受困擾的母親艾芙琳相處。但是維娜相信，讓梅塔與自己的根源保持連結是很重要的，所以她鼓勵梅塔每個月都寫信回家。每到夏天，梅塔都會搭上開往亞利桑那州的巴士。
1970年春天，梅塔讀完高中二年級時，她得知母親的家失火燒毀了。沒有人受傷，而梅塔也不擔心家人的情況。不過，維娜幫梅塔買了一些東西，讓她的弟妹替換在火災中失去的物品。
梅塔啟程前往亞利桑那州的那天，維娜把她送到車站，還載著好幾個紙箱，裡面裝滿了食物、衣服和毯子。維娜說：「這是給你家人的，是我們支會的成員送的。」
梅塔看著箱子裝進巴士的行李艙時，她非常激動。自從她來到加州，就一直懷疑著布拉克家的善心，心想他們是否只是要她來做家事。後來她漸漸明白，他們是關心她的。但直到看到那些箱子，她才知道寄養家庭有多愛她，
那年稍晚，在日本大阪一個炎熱的七月早晨，十六歲的山下和彥想找個地方躲躲太陽。他和哥哥將人奔波了好幾個小時，來參加1970年世界博覽會，那裡有數百個令人驚嘆的展示品和展覽館，來自全球許多國家和組織。世博會的主題是「人類的進步與調和」，無論訪客的目光望向哪裡，都可以看到日本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創後，令人印象深刻的恢復狀況。
和彥與將人已經一起參觀過幾項展覽了。在美國館，他們看到世博會最受歡迎的展覽之一：從去年歷史性的登陸月球所帶回的月岩。
但是今天兄弟倆分開了，將人要尋找工程展覽，和彥則帶著相機在展覽場地四處閒逛。和彥想進去日本館，看看自己國家向世人展示了些什麼樣的展覽。但當他抵達展覽館時，長長的人龍已排到入口外很遠的地方。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等候的時間至少兩個小時。
和彥不願在烈日下久站，於是繼續往前走了五到十分鐘，看到一座似乎是棟白色美麗建築的展覽館。它有兩層樓高，帶有一座高聳的尖塔，尖塔上面有一座金色的雕像，是一個吹著長號的人。和彥不知道這是什麼展覽館，但因為沒有人排隊，所以他不必等就可以進去參觀。
他穿過一座日式庭園，走進了大廳，有位導覽員將他和其他訪客集合起來，一併進行導覽。和彥很快就得知，這座展覽館在介紹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及其成員。教會曾在其他的世界博覽會上舉辦過廣受歡迎的展覽，但這是首次在一個主要宗教為非基督教派的國家中設立展覽館。這棟建築物的一樓有一座約三公尺半高的大理石基督像複製品，是丹麥雕刻家貝特爾·托瓦爾森的雕像作品。另外還有一場攝影展，內容是關於日本各地教會成員的日常活動。
和彥的家庭是佛教徒，他對耶穌基督或天父一無所知。不過，他和其他訪客來到展覽館二樓後，走進了一系列的展間，裡面教導有關救主的塵世傳道，以及祂在世界創造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學到神的幸福計畫，以及基督的福音透過一位名叫約瑟·斯密的少年先知復興了。
導覽最後來到一個小劇場，播放了教會在1964年於紐約世界博覽會上，首次放映的短片人類尋求幸福的日文版。在當地傳道部領袖愛德華·岡崎和岡崎慧子的敦促下，日文版的影片在當地拍攝，還請到廣受歡迎的日本演員演出，而和彥認得其中一些演員。但影片中提出的問題——他來自哪裡？他為什麼在這裡？他要去哪裡？——是和彥第一次聽到。他從未思考過這些問題，也不確定自己是否相信這座展覽館給他的答案。
和彥在離開劇場時，看到有個人站在走廊上。
「你相信嗎？」和彥問那個人對影片的感想。
那人毫不猶豫地說：「是的，我相信。」
「你確定嗎？」
和彥離開展覽館，繼續探索世博會，但他還沒走多遠，就發現自己忘了把相機帶走。他趕緊回到展覽場，有一位工作人員找到了遺失的相機。
為了表達感激，和彥買了一本日文版的摩爾門經，儘管他並不是特別有興趣進一步認識教會，仍將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留給工作人員。
三個月後，一對傳教士出現在他位於東京郊外的家門口。和彥沒想到他們真的會來拜訪他，但他很高興看到他們，也願意聽聽他們想說的話。
1970年9月，總會慈助會會長貝拉·施百福在鹽湖大會堂裡舉辦的慈助會年度大會上，站在成千上萬的後期聖徒婦女面前。這個活動通常是一段歡欣的時光，世界各地的婦女聚在一起分享經驗，並接受領袖的教導。然而，這次大會的氣氛比以往都更加凝重。
施百福會長說：「我們生活在一段危機接踵而至的時期。」在美國，電視螢幕上每天都閃現著戰爭和內亂的影像。種族衝突依然很嚴重，重要政治人物和民權領袖遭到暗殺，也震驚全國。年輕人持續抗議越戰。平安與寧靜似乎轉瞬即逝。
慈助會組織本身正處於適應教會協調統合的過渡時期。過去，慈助會成員自籌經費，並編列預算，然後由聖職領袖核准。然而，總會會長團最近宣佈，慈助會的經費將由支會或分會的預算支付。
在新的體制下，當地聖職領袖會指定每個支會組織每年可花費的金額。個別的慈助會組織可以繼續控管經費的運用方式，而不必承擔為自己組織募款的負荷。不過，由於慈助會現在受制於有限的預算，因此失去了多年來享有的財務自主性。歷史悠久的慈助會義賣，這個讓婦女展示和出售自己的手工藝品的募款活動，也劃下了休止符。
其他的變更也影響了管理方式。慈助會在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時，一直負責印第安學生安置計畫、教會收養和寄養服務，以及為身陷麻煩的青少年所提供的恢復計畫。但這些計畫大多局限於美國西部，而教會想要在經過協調統合的單一組織下，將社會服務擴及到全球的教會成員，便促使他們進行組織架構重整。
1969年，教會領袖成立了聯合社會服務處，將這一切計畫全歸在聖職職員的領導下進行。施百福會長繼續擔任顧問，但她不再指導這些計畫。
慈助會在適應這些改變的同時，施百福會長和她的諮理對於她們看到的潛在問題坦率直言。當慈助會會長團得知，成人協調統合委員會受指派撰寫慈助會課程時，她們就表達了意見。最後，慈助會撰寫自己的課程，並由委員會提供意見和審核。
施百福會長體認到，隨著復興的福音傳遍全球，慈助會也需要作出調整。教會為國際讀者所發行的雜誌，現已翻譯成十七種語言。然而，慈助會雜誌只以英文和西班牙文發行。
為了有助於讓更多讀者接觸整合後的信息，領袖最近提議對教會出版品進行變更。1970年6月，他們宣布現有雜誌大多數將停刊，包括教師（Instructor）、進步時代和慈助會雜誌。傳道部發行多年的英文雜誌，如英國的千禧星和南非的克謨拉的南方使者（Cumorah’s Southern Messenger）等，也會終止發行。取而代之的是，教會將出版三本新雜誌，每本雜誌分別針對特定的年齡層：給成人的旌旗、給青少年的新時代，以及給兒童的朋友。
施百福會長站在大會堂的聽眾面前，她知道許多婦女正像她過去一樣，對近期的改變難以適應。她們會長團收到一些婦女來信，談到雜誌停刊的消息讓她們很失落。施百福會長明白她們的憂傷。領袖第一次提出調整雜誌的想法時，她很反對，她覺得這本雜誌在教會和姊妹們的生活中，都有重要的目的。如今她可以說些什麼，來提供醫治和安慰呢？
她把摩爾門經中的一段經文當作主題：「我們依著幸福的方式生活」。面臨考驗的時刻，尼腓的人民並沒有鬆懈努力。他們竭盡所能地遵守神的誡命。他們勤奮努力、養育牲口、播種並收割農作物。
而慈助會也可以這麼做。組織上的改變，並不會影響促成幸福的事物：正義、充滿愛心的服務、有創意的表達方式，以及社區參與。
施百福會長見證說：「慈助會提供無數的機會，來培育幸福生活的基本要素。」
1971年2月，大流士·葛瑞住在鹽湖城，此時他已歸信六年。身為教會成員，他享有許多聖徒給予的情誼，他們與他結為朋友，幫助他適應新的信仰。他也遇到一些教會成員，因為他是黑人而待他刻薄。但他緊抓住自己洗禮前一晚所聽到的有力話語：「這是復興的福音，你應該要加入。」
大流士是當地新聞台KSL-TV的記者。在找到這份工作之前，他從未考慮過從事新聞業。後來他認識了艾奇·麥德森，艾奇在教會的通訊公司擔任總裁，這家公司負責監管KSL。大流士覺得艾奇友善又坦率，就接受了這份工作。他感覺好像神在為他鋪路。
大流士受雇後，開始在猶他大學攻讀新聞學位。他也積極參與他在鹽湖城的支會，擔任主日學監督。他透過艾奇認識了門羅·弗萊明，門羅是一位黑人後期聖徒，在猶他飯店工作。門羅的妻子法蘭絲是第四代聖徒，也是珍·雅各的曾孫女。弗萊明家庭邀請他來共進晚餐，坦誠地談論他們在教會的經驗，並介紹他認識鹽湖城黑人後期聖徒社群的其他成員。
在大流士認識的人當中，有一位是社群裡受人敬愛的女性領袖，名叫露西·班克翰迪。她和法蘭絲·弗萊明一樣，是黑人後期聖徒先驅者的後代，在教會中長大。他也認識了尤金·歐爾，尤金於1968年加入教會，與他在猶他州認識的女子蕾莎·德瑞考特結婚。現在尤金和蕾莎會在夏天舉辦野餐活動，幫助該地區的黑人朋友相互交誼。
大流士對魯芬·布利吉福斯的印象特別深刻，魯芬是一位黑人，1944年搬到猶他州，在美軍裡任職。魯芬和妻子海倫娜在1953年加入教會，並在教會中養育他們的子女。大流士欽佩魯芬的堅定、低調的智慧與溫和的態度。多年來，魯芬和多馬·孟蓀長老以及教會其他領袖成了好朋友。他經常對支會、支聯會和傳道部談到教會中的黑人成員。
有一天，大流士接到楊百翰大學公共關係主任禧伯·沃爾西打來的電話。他知道大流士在KSL工作，也偶爾會在楊百翰大學面臨與種族有關的爭議時，尋求大流士的幫助。
由於教會對聖職限制的政策，最近該校一直受到大眾的嚴格檢視，政運人士有時會舉行示威遊行，抵制楊百翰大學的體育活動。這樣的爭議始於1969年10月，當時懷俄明大學的十四名黑人美式足球員，在即將與楊百翰大學比賽時，要求配戴黑色的臂章。他們的教練把他們從球隊中剔除，此舉引起媒體的注意，並引發了抗議。
如今，懷俄明的激進人士呼籲要組織另一次抗議，這次是要在與楊百翰大學對戰的籃球賽上。楊百翰大學的校長爾尼斯·威金森得知這項計畫後，發表了一份書面聲明為該大學辯護，並派禧伯與籌劃者進行對話。但這些激進人士想見教會的黑人成員，所以禧伯打電話問大流士，是否能搭飛機前往懷俄明。
「多久以後出發？」大流士問道。
大流士急忙趕到機場，並趕上了飛機。他抵達大學後，禧伯趕忙帶他前往一個座無虛席的禮堂。他們坐在前排，就在主要抗議人士的對面。大流士保持友善的微笑，但當他回答他們的問題時，他看得出來，他們有些人對他捍衛教會之舉很不高興。儘管如此，他仍下定決心要忠於自己和忠於信仰。
在那個週末的一場聚會中，有人譴責大流士，說他加入教會是讓他的種族蒙羞。大流士回答說：「我生來就是黑人。我現在是黑人，我死了也是黑人。我以我的黑人傳承為榮，我也會用盡一切能力，為黑人的正義奮戰。」
然後他暫停了一下。他驕傲地補充說：「我也是個摩爾門。摩爾門教會有我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答案。我的膚色和我的宗教並沒有衝突。」
儘管大流士和禧伯竭盡心力，懷俄明的學生還是在比賽前和比賽期間，進行示威抗議。大流士看著示威人群時，他同情他們對種族平等的渴望，但他認為他們並不完全了解教會及其教導。
他後來回憶道：「如果他們願意對一切的偏見和不平等均表達抗議，而不是針對摩爾門信仰的原則，我就會願意加入他們。」
1971年1月19日，四十二歲的奈及利亞學校教師安東尼·歐賓納，拿出一支筆和一張藍色的紙，寫了一封信給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總會會長。他寫道：「我讀了好幾本書來尋求救恩，最後終於找到了答案。」
在過去幾年間，安東尼、他的妻子菲德莉亞和他們的孩子大多被困在家中，因為奈及利亞內戰正在他們四周肆虐。有一天，安東尼為了消磨漫長的不安時刻，就翻開一本舊雜誌，他看到一個令他意外的的東西：一棟高聳、莊嚴的石造建築物的圖片，建築物上面有許多大型尖塔。
他以前看過這棟建築——內戰爆發前在他作過的夢裡。在夢中，救主引導他前往這座宏偉的建築，裡面擠滿了人，而他們全都身穿白衣。
「這是什麼？」安東尼問道。
救主回答：「這些是要去聖殿的人。」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祈禱，他們一直在這裡祈禱。」
安東尼醒來後，很渴望能更了解他所看到的事。他向菲德莉亞和朋友們講述這個夢，問他們覺得那個夢的涵義可能為何。沒有人幫得上他。最後，他請求一位牧師的指引。這位牧師也無法解釋這個夢境，但他告訴安東尼，如果這個夢來自於神，那麼他的疑惑有一天必獲得解答。
安東尼一看到雜誌裡的圖片，就知道他找到了答案。圖片頂端有一行文字，說明那是鹽湖城的聖殿。
這篇文章開始時寫道：「摩爾門——正式的名稱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與眾不同。」文章敘述了教會的歷史，並說明一些基本教義。這篇文章說：「這是一種徹徹底底的生活方式。引發如此合一努力的宗教火花，源自於相信世上每個人都是神的靈體兒女的這種信念。」
這篇文章讓安東尼千頭萬緒。他的住處離兄弟們很近，所以他立刻把他們聚集起來，告訴他們那張相片和他的夢境。
他的哥哥法蘭西問道：「你確定是那棟建築物嗎？」
不幸的是，當時由於戰亂的阻礙，他始終無法寫信給教會總部。他也不知道奈及利亞任何非正式的後期聖徒會眾單位。許多後期聖徒在戰爭期間四散各地，彼此失去聯繫，也與教會失去聯繫。包括阿尼斯·約翰·艾孔在內的一些信徒，從此音訊全無。但現在戰爭結束了，沒有任何事能再阻礙安東尼與教會聯繫。
安東尼繼續寫信給總會會長，表達自己希望能在自己的鎮上成立一個分會。他寫道：「摩爾門教義在眾多宗教中，確實是獨一無二的。」
幾個星期後，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寫道：「目前我們在貴國沒有來自鹽湖城的任何正式代表。如果你想要的話，我很樂意與你通信，談談耶穌基督的信仰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