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時間是關鍵
1966年春天，阿濟茲·阿提亞跟著一位工作人員，走進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典藏資料庫。他環顧四周，找到一個檔案，將之打開後，所見之物令他訝異。
裡面是古埃及紙草紙的殘片。紙草紙嚴重受損，但阿濟茲可以輕易辨別出兩個人形，其中一個躺在獅子形的長椅上，另一個站在他旁邊。紙草紙上描繪的長椅上男子的手臂和軀幹的部分，以及站立者的頭部，都不見了。有人用粗糙的手法保存這份文件，把紙草紙黏在另一張紙上，再大致畫出不見的部分。
阿濟茲不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但身為猶他大學的歷史和語言教授，他在聖徒當中已經生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足夠讓他看出，眼前之物正是無價珍珠中亞伯拉罕書裡的一張圖片。
另外還有九張紙草紙殘片和這張圖片一起存放，阿濟茲仔細研究時，找到一張證明書，證實這些文物曾經是先知約瑟·斯密的財產。該證書的日期是1856年，由約瑟·斯密三世、愛瑪·斯密和愛瑪的第二任丈夫路易斯·畢德蒙所簽署。
1835年，先知約瑟和其他聖徒向一位古董商購買四具木乃伊時，得到一套紙草紙卷軸，這些殘片便是來自這套卷軸。七年後，他出版了紙草紙上的圖片以及名為亞伯拉罕書的譯本。約瑟過世多年後，愛瑪賣掉了木乃伊和紙草紙，新主人把木乃伊和紙草紙分割開來，並將其中的一部分賣給了附近的博物館。幾十年來，人們一直以為這些卷軸已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但不知何故，其中的一些殘片被送到了東邊的大都會博物館。
阿濟茲說：「這些文物不屬於這裡。」他知道這些殘片對教會有多重要，於是決定幫助將其歸還給聖徒。
同一年，十四歲的伊賽貝兒·桑塔納對新環境感到不知所措。她剛離開墨西哥北部奧布雷貢城的家，來到墨西哥市的一所教會學校——貝內梅里托中學（Centro Escolar Benemérito de las Américas）——就讀。這座首都是一個擁有七百萬人口的繁華大都市，每個人的穿著和說話方式似乎都跟她在家鄉認識的人不一樣。
他們說「請」、「謝謝」和「對不起」的方式非常正式。北部人可不是這樣說話的。
復興的福音已於十九世紀在墨西哥紮根，該國目前有兩個堅強的支聯會。過去二十年來，墨西哥的後期聖徒人數從約五千人增加到三萬六千多人。
隨著成員人數的增加，教會領袖希望確保新生一代的墨西哥聖徒，能夠獲得一切接受教育和職業訓練的機會。1957年，總會會長團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墨西哥的教育情況，並建議在該國各地建立教會學校。委員會發現，許多城市地區並沒有足夠的學校來容納墨西哥激增的人口，因此提議在全國各地至少開辦十幾所小學，並在墨西哥市各開辦一所中學、初級學院和教師培訓學校。
當時，教會在紐西蘭、西薩摩亞、美屬薩摩亞、東加、大溪地和斐濟都已開辦學校。幾年後，教會在智利開辦了兩所小學，同時也在墨西哥開展教育工作。伊賽貝兒抵達貝內梅里托時，教會在墨西哥的二十五所小學和兩所中學，大約有三千八百名學生就讀。
貝內梅里托是一所三年制中學，創辦於1964年，位在墨西哥市北部一個占地116公頃的農場上。伊賽貝兒是在奧布雷貢一所教會開辦的小學就讀時，第一次聽聞這所學校的事。雖然她不喜歡離鄉背井，住在離家人快兩千公里遠的地方，但是她很渴望去上課，學習新知。
這所學校的老師，全部都是墨西哥的後期聖徒。學生的必修課程有西班牙文、英文、數學、地理、世界歷史、墨西哥歷史、生物學、化學和物理。他們也可以選修藝術、體育及技術課程。福音進修班與學校分開運作，為學生提供宗教教育。
伊賽貝兒的父親不是教會成員，但仍支持她去貝內梅里托上學的渴望，並同意讓她和妹妹希爾達一起入學。雖然希爾達比伊賽貝兒小一歲，但是她們倆從小學就在同一個年級，因為伊賽貝兒不想獨自上學。
伊賽貝兒和希爾達隨同母親前往貝內梅里托。她們抵達時，學校有一部分仍在興建中，只有泥土地面、幾棟校舍和十五間供學生居住的小屋。即便如此，伊賽貝兒還是被校園的規模所震撼。
她和室友被分配到二號屋，舍監親切地歡迎她們，帶她們去看洗衣機、存放個人物品的衣櫃和臥室，每間臥室都有兩張雙層床。這間四臥室的小屋裡還有餐室、廚房和客廳。
伊賽貝兒花了很多時間觀察其他學生，努力適應陌生的文化。貝內梅里托大約有五百名學生，大部分的學生來自墨西哥南部。他們的生活經驗與伊賽貝兒不同，她發現他們的食物也比較多樣化，更辣的口味和食材的選擇都令她驚訝。
不論文化上的差異為何，貝內梅里托的每位學生都必須遵守同樣的規定。他們遵守嚴格的常規，早起、做家務和上課。他們也被鼓勵培養堅強的靈性習慣，像是去教會和祈禱。伊賽貝兒和妹妹從小在一個多信仰的家庭中長大，來到貝內梅里托之前，她們從來沒有經常做這些事情。
剛來沒幾天，伊賽貝兒就注意到有一些學生開始想家，並離開了學校。儘管這裡的人、食物和習俗對她來說都很陌生，但她仍決心留下來完成學業。
大衛奧·麥基會長在1967年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真不可思議，我已經快九十四歲了。」他在家裡靜靜地度過了這一天，回想著他的許多經歷。「真是幸福又精彩的一生！」他心想。「多麼漫長的歲月啊！卻又如梭地飛逝。」
但即使在期待新的一年來到之際，先知還是憂心忡忡。他寫道：「這個世界盡是風風雨雨。」每天，報紙和電視都在報導戰爭、種族紛爭、政治動亂，以及天災。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依然緊張。在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許多人陷入激烈的地區衝突中，這些衝突有可能推翻政府、分化社會。
麥基會長特別關注東南亞國家越南的內戰，這場內戰已經持續了十多年。為了防止共產主義在該國紮根，美國最近向南越部署了45萬名士兵。如今游擊戰急遽升級，衝突雙方皆有無數士兵和平民喪生。
在南越的首都西貢，教會有數個分會，大約三百名當地的聖徒與大約四千名服役於美軍的教會成員一起聚會。十二使徒定額組戈登·興格萊長老和七十員第一議會的馬里安·韓長老，最近造訪了這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在一次與聖徒們舉行的地區大會上，興格萊長老奉獻該地作為傳播福音之地，並祈求該國能恢復和平。他懇求說：「願戰事平息的那日，早日到來。」傍晚時分，教會領袖作了他們的見證，遠處砲聲隆隆。
麥基會長希望1967年的混亂和紛爭能少一些，但事與願違。6月，以色列和鄰國之間爆發戰爭，使該地區局勢動盪不安。次月，奈及利亞政局持續動盪，導致內戰爆發。與此同時，越戰傷亡人數不斷上升，又不受民意支持，使得美國經常有反戰抗議，有時示威活動甚至引發暴力事件。全國各地的種族緊張局勢也達到了爆發點，暴力浪潮震撼了許多大城市。
先知擔心這種動盪對青少年的影響。有些年輕人對國際大事感到灰心，他們質疑父母、祖父母的價值觀和文化；許多青少年嘗試使用有害藥物、行為淫亂，並使用粗俗的言語。
麥基會長很愛教會的年輕人，他不希望他們成為這些趨勢的受害者。他鼓勵後期聖徒青少年參加一種平日的宗教課程——福音進修班或福音研究所——在那裡，他們可以培養基督般的品格，而周圍的人則與他們有著相同的價值觀和標準。教會最近也製作了一本名為鞏固青年的小冊子，幫助男女青年認識、理解並奉行教會標準，包括潔淨生活、約會、舞蹈、服裝和禮儀上的準則。但他相信父母和教會領袖也有責任教導青少年，向他們示範道德生活能帶來幸福。
在1967年10月的總會大會上，麥基會長的健康情況不佳，無法親自發表演講，因此，他請兒子羅伯特代替他向聖徒宣讀演講稿。
先知在第一場大會上說：「當我想到本教會的未來，我深感沒有比『合一』、避免可能導致成員之間分裂更重要的信息了。」
過去幾年來，教會一直努力協調統合各項計畫，強調聖職、家庭和家人所扮演的角色，藉此使聖徒團結合一。那年迄今，教會的協調統合部門已將國際雜誌的內容標準化，並推出統一的課程。為因應教會在全球的成長，麥基會長也召喚了六十九位「十二使徒的地區代表」，來協助訓練支聯會會長團，從而幫助教會在世界各地持續有效地運作。
當聖徒面對社會動盪和價值觀的改變時，麥基會長和教會其他領袖希望協調統合計畫能為世界各地的人，提供統一的信息和穩固的基礎。
麥基會長告訴聖徒：「挑戰就在我們面前；……在目的上合一，每個人都依照主的啟示，在教會組織內和諧地一起工作，就是我們的目標。」
同一年，黃根玉（Hwang Keun Ok）在南韓首爾的松竹孤兒院（Songjuk Orphanage）照顧大約八十個女孩。這是一所只收容女孩的孤兒院，贊助人是新教教徒，根玉在1964年受聘擔任院長時，並沒有告訴贊助人她是後期聖徒。在南韓，人們並不了解教會。事實上，當根玉在1962年受洗時，她任教的基督教學校開除了她。
現在大約有三千三百名南韓聖徒。韓國第一位後期聖徒金浩稙（Kim Ho Jik），於1951年在美國留學時加入教會。浩稙在1959年過世之前，已經回到南韓，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和行政主管，並向他的一些學生介紹復興的福音。這些學生與美國軍人一起幫助教會在這個國家成長。韓文摩爾門經譯本於1967年出版。
儘管根玉沒有向贊助人透露她的教會成員身分，但她並不以後期聖徒身分為恥。她擔任其分會的慈助會會長，並教導初級主日學班級。對於想到孤兒院幫忙的教會成員，她也十分歡迎他們來訪。有一天，一位名叫史坦立·布朗森的美國軍人打電話給根玉。他是駐守在首爾的後期聖徒，想造訪孤兒院，唱一些歌來鼓舞兒童。
幾天後，史坦來了。他身高將近200公分，比所有人都高。女孩們很興奮能聽到他唱歌。他被徵召入伍前，曾錄製過一張民謠專輯，他希望在南韓時能再錄製一張專輯。
大家集合後，根玉對史坦說：「在你彈吉他之前，孩子們想為你表演一個節目。」
她經常讓女孩們為來賓唱歌，她們都很熟練。女孩們為史坦唱了幾首歌後，他的下巴都快掉下來了；她們的歌聲完美和諧地融合在一起。
史坦開始定期造訪孤兒院，和女孩們一起唱歌。不久，他建議她們一起錄製一張專輯，唱片銷售所得將會捐給孤兒院。
根玉很喜歡這個主意。她年輕時曾許願要獻身於改善世界。她是來自北韓的戰爭難民，年紀很小就失去了父親，深知在韓國，如果沒有堅強的家庭和社區作為後盾，女孩子要成功是非常困難的。國內有許多人都看不起孤女，不認為她們能有什麼成就。根玉在孤苦無依、失去家園的情況下，力爭上游，接受教育。她希望，與史坦一起表演能幫助她照顧的女孩們明白自己的價值，並幫助其他韓國人也了解這一點。
史坦找了一間錄音室。在接下來幾個月裡，根玉幫助他和女孩們排練、錄製歌曲。當軍隊給史坦三十天假時，他飛回美國，把錄音製作成黑膠唱片。然後，他回到韓國，安排與這些女孩在一個當地拍攝、廣受歡迎的美國電視特別節目中表演。
1968年初，這張名為大靴子老爹：史坦·布朗森和松竹院女孩（Daddy Big Boots: Stan Bronson and the Song Jook Won Girls）的專輯運抵首爾。為了讓專輯發行成為韓國的一件大事，根玉邀請了韓國總統、美國大使、聯合國駐南韓部隊指揮官，出席在當地一所女子高中舉行的發行派對。雖然只有大使能出席，但其他政要都派了代表出席，專輯發行很成功。
與此同時，在美國，楊百翰大學的哲學系教授楚門·麥德遜收到了他的同事，歷史系教授理查·布希曼，的一份備忘錄。理查對他剛剛讀到的一篇學術文章感到擔憂。這篇文章的作者衛斯理·華特斯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名長老會牧師，他聲稱能證明約瑟·斯密的第一次異象是假的。
多年來，批評者經常設法質疑教會的神聖歷史，並多次使用同樣毫無根據的說法來論證他們的觀點。但這篇文章卻不一樣，理查告訴楚門：「這是一篇文筆優美、研究深入的文章。」事實上，另一位同事認為這篇文章對聖徒的信心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理查給楚門寄了一份這篇文章的副本。衛斯理·華特斯承認，自己無法直接反駁約瑟·斯密在1820年春天曾看到父和子，因此，他調查了先知對於第一次異象歷史背景的說法。
多年來，後期聖徒只知道先知約瑟描述這異象的兩個紀事。最有名的紀事始於1838年，可在無價珍珠中找到。另一則在1840年代初期刊登在教會報紙時代與季節（Times and Seasons）。不過，最近，楊百翰大學的一位研究所學生和一位教會檔案管理員，在教會收藏的約瑟·斯密文獻集中，發現了兩則關於第一次異象的早期紀事。
衛斯理仔細研究了這四個紀事，想在歷史方面找出其中任何可能不一致之處。而當衛斯理調查先知宣稱當地的宗教復興促使他在祈禱中尋求主的說法時，他發現斯密家附近並沒有任何宗教復興的證據，宗教復興是在第一次異象發生近五年後才出現的。對衛斯理來說，這意謂著約瑟·斯密捏造了他的故事。
楚門很確定衛斯理的發現是錯誤的。但是，由於對第一次異象和教會早期的歷史研究極少，他無法證明這一點。他曾擔任傳道部會長，知道許多人接受復興的福音是因為先知見到父和子的有力見證。對第一次異象的攻擊，似乎就是在攻擊復興的基礎。
楚門讀完這篇文章後，在鹽湖城召集了一個歷史學家小組，他們都是受人敬重的學者，也是忠信的教會成員。在討論衛斯理的文章時，他們意識到可以運用自己的學術訓練來幫助教會。他們和其他信徒需要重新研究教會歷史，從教會歷史的根源開始研究起。若他們不做，衛斯理·華特斯對於第一次異象的推論是不會受到質疑的。
在楚門的帶領下，這個小組組成一個委員會，鼓勵後期聖徒學者研究教會的早期歷史。為了回應衛斯理的文章，該委員會提議派遣五位歷史學家到美國東部研究宗教復興運動和第一次異象。遺憾的是，他們缺乏經費。
委員會先嘗試向私人捐獻者募集研究經費，但成果不彰，因此楚門轉向總會會長團求援。麥基會長和他的諮理曾贊助過其他研究和保存教會歷史的工作。舉例來說，在1960年代初期，他們投入了經費，購買和保存伊利諾州納府的歷史財產，那裡是教會在1839年至1846年間教會的總部。
總會會長團也對約瑟·斯密的紙草紙殘片很感興趣。以東·譚納會長與阿濟茲·阿提亞、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密切合作，安排將紙草紙作為捐贈歸還給教會。美國各地的報紙報導了取回這些殘片的情形，而教會也舉行了記者會，並在進步時代（Improvement Era）上刊登殘片的照片。應總會會長團的要求，這些殘片出借給楊百翰大學的教授修·尼布里作進一步研究。修是本教會知名的古文明學者，他找到了有力的歷史證據，來支持摩爾門經的真實性，也很有把握能找到亞伯拉罕書的證據。
1968年春天，楚門寫信給總會會長團，請求提供7,000美元來資助研究之旅。他告訴他們：「第一次異象正遭受嚴重的歷史學上的攻擊，時間是關鍵。」
一開始，總會會長團決定不資助這項計畫。近年來，教會在世界各地興建越來越多的教堂，因而負債累累。從那時候起，教會領袖對支出就更加謹慎。
但楚門不死心。他最近在一次教會歷史的大會上遇到了衛斯理·華特斯，他感受到這位牧師詆譭約瑟·斯密的決心。
楚門告訴總會會長團：「衛斯理會不惜一切代價搶先取得資料來源。我們覺得，拖延行動是不明智的。」這一次，他要求5,000美元。
那年九月一個溫暖的午後，十四歲的梅塔·哈勒戴獨自坐在一輛開往加州洛杉磯郊區富勒頓的公車上。她凝視著窗外綿亙於高速公路兩側的橘樹林，這片風景與她位於猶他州和亞利桑那州邊界的家鄉很不一樣，那裡是稀疏的沙漠地形。
梅塔是迪內（Diné），也就是納瓦霍族的公民。她在美國原住民保留區長大，保留區位在四座聖山裡，好幾世代以來，她的族人一直以這四座山為家園的傳統邊界。在十九世紀，美國政府為了給包括後期聖徒在內的白人屯墾者騰出地方，從納瓦霍族等美國原住民手中奪取土地，建立了這個保留區和其他類似的保留區。許多家庭被迫在條件往往較差的保留區上生活，艱難度日。
梅塔所居住的納瓦霍保留區幅員遼闊，人們住得相隔甚遠，因此很難接送孩子上下學。而政府資助的寄宿學校，往往過於擁擠且經費不足。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美國原住民父母為了改善子女的生活，便將他們送到保留區以外的學校就讀。
梅塔來到加州是教會印第安學生安置計畫的一部分，她即將和一個素未謀面的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梅塔的姊姊們都參加了這項計畫，她也希望跟她們一樣。不過，儘管她迫不及待地報了名，但還是很擔心新的寄養家庭會是什麼樣子。
安置計畫在賓塞·甘長老的指導下於1954年成立，他和當時的許多後期聖徒一樣，認為美國原住民是摩爾門經人民的直系後裔。他相信，教會成員有責任幫助他們的拉曼人弟兄姊妹獲得教育的機會，並履行他們身為約民的神聖目標。
在安置計畫中，美國原住民孩子在學年期間離開保留地的家，與後期聖徒家庭同住。這項計畫旨在讓學生有機會進入更好的學校，並體驗以福音為中心的家庭生活。到了1968年，大約有三千名來自六十三個部落的學生，被安置在加拿大和美國七個州的家庭中。雖然所有被安置的學生都是後期聖徒，但其中有些人在加入計畫之前很少參與教會活動。
當梅塔和猶他州的卡納布一戶人家同住時，在南加州領導該計畫的格蘭·凡·瓦其南就聽說過梅塔。梅塔很喜歡和他們住在一起，她和那家的女兒相處融洽。梅塔九年級剛開學時，格蘭邀請她參加加州的安置計畫，她便欣然接受了這個邀請。
梅塔是喀爾文·哈勒戴和艾芙琳·克蘭克所生的六個女兒中最小的一個。她的父母結婚後不久就加入了教會，但後來對教會失去興趣。雖然梅塔在八歲時接受了洗禮，但她並沒有定期參加教會聚會，也不明白洗禮的意義。為了改善梅塔的教育，她的父母一等到她年紀夠大，就把她送進了亞利桑那州的美國原住民寄宿學校，所以她經常搬家。
梅塔知道保留區上有些家庭，父母彼此相愛，孩子們都很幸福。但是她的家庭並非如此。她的父母離婚後，母親再婚了兩次。梅塔的母親在這兩次婚姻中又生了六個孩子，母親長時間不在家，使得梅塔不得不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不止一次，梅塔和她的弟弟妹妹被單獨丟在家裡好幾天，靠著極少的食物和水度日。她盡力餵飽這些小孩，有時只能吃臭掉的羊肉和一些罐頭食品。
有一次，梅塔在屋外生火作油炸麵包時，媽媽看著她說：「妳唯一能做的就是生孩子。」梅塔好傷心，在那一刻，她默默地發誓說：「我一定要有所成就。」
梅塔抵達南加州的巴士站時，想到自己已離開母親，便鬆了一口氣。但是當她看到一對中年夫婦走進門時，又緊張了起來。她心想：「他們將成為我的新父母。」
她的寄養父親史賓塞·布拉克沉默寡言、性格內向。梅塔帶著幾分戒心迎向他，她生命中認識的一些男人虐待她，因而飽受創傷。不過，她的寄養母親維娜身上有一股能撫慰人心的氣息。
他們帶梅塔回到家裡，她見到了他們的孩子，十五歲的露西和十三歲的賴瑞。布拉克夫婦還有三個年紀較大的孩子，他們已經不住在家裡。梅塔開始熟悉她的新家，這裡有大壁爐和開滿花朵的花園。她以前一直都和弟弟妹妹共用房間，現在她特別興奮能有自己的臥室。
但是，梅塔還是不太自在。這座城市被煙霧籠罩，令人喘不過氣來。雖然她的寄養父母很和善，但梅塔不知道他們是否會像她母親有時會做的那樣，利用良善來操縱她做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