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這將是我們的聖約」


「這將是我們的聖約」

教約136

先驅者在冬季營

1846年2月,百翰·楊帶領親手挑選的一群300人先鋒隊,橫越冰封的密西西比河。那時候的計劃是要在夏天抵達洛磯山脈的一處避難之地,種植穀物,讓當年隨後來的人能有食物可吃,但接下來的幾個月卻無法按計劃進行。大雨使得溪水和河川暴漲,超出正常水位,將愛阿華一望無際的平原變成泥濘難行的沼地。同時間,在1,000多名聖徒當中,許多人在裝備不足的情況下仍堅持加入先鋒隊伍,渴望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能緊緊跟隨總會領袖。百翰·楊見進度嚴重落後,只好放棄要在那年抵達異象中所見之地的計劃,而先在密蘇里河畔建立冬季營。

除了先驅者這支先鋒隊伍外,還有其他數千名後期聖徒也離開了納府,大多都按事先安排好的行程離開。在1846年秋天以前,已經有7,000多人住在冬季營附近的岩洞及篷車上,或臨時搭蓋的草棚和簡陋的木屋裡。另有3,000人也在類似的情況下沿路在不同的地方過冬。許多人因營養不良和受凍而病倒,有些則遭逢信心的危機。這些考驗人心的情況使得1846-1847年的冬天成為百翰·楊一生中最煎熬的時期之一。他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龐大家族的家長」,日後回憶當年壓在自己身上的重擔時,他說宛如有「二十五噸重」。1

1847年1月時,他瘦到連衣服都太大了。他為聖徒憂心,勸告他們要做哪些事,並祈求神的指引。結果在1847年1月14日,答案來了。兩天後,百翰·楊邀請聖徒來接受「主的話語和旨意」(教約第136篇)。2由於啟示開宗明義就談到「前往西部的以色列營」(教約136:1),一些人便假設這啟示只是組織先驅隊伍的指南,而低估了它重新聚焦在百翰·楊和教會所扮演的角色。這項啟示藉著幫助聖徒牢記在旅程中的言行舉止與他們的目的地一樣重要,而將西遷從一不幸的必要旅程轉化成重要的靈性共享經驗。

聽從神的話

百翰·楊一得到祈禱的答覆,就立刻付諸行動,確定聖徒們清楚知道主對他們的期望。約瑟·斯密教導過的許多原則都可在這項啟示中找到,不過這些原則在1846年西遷時一直沒有受到重視。雖然有些聖徒在前一年的旅程中故意忽略這些勸告,但更多的是他們沒有接受到充分的教導。百翰徵求其他使徒來協助教導這項啟示中主所命令並顯示的原則。3賀瑞斯·艾瑞奇得知這項啟示後,作了一個結論說:「奉行這些原則將可證明〔他們的〕救恩。」4何西阿·史達特則觀察到,聽從這項啟示會在面對意想不到的考驗時帶來所需的平靜與合一,並且能夠平息橫越愛阿華時讓旅程倍感困難的「嚴重爭執」。5聖徒們一旦信賴啟示的話語,就不再那麼迫切想緊跟在十二使徒身邊了。相對地,十二使徒得以把重心放在指導教會的一般事務,而不需要擔心這個特定團體的日常運作。

約瑟·斯密在1834年錫安營期間,曾運用一個三人會長團的組織模式,並在每百人、每五十人、每十人中設置隊長。百翰·楊曾在聖徒離開納府前試圖施行這個模式,但並沒有列為優先考量。等到1847年,聖徒的組織方式變得極為重要,百翰甚至在寫完這項啟示前,就提議「將那些指示〔總會〕弟兄們如何組織移民隊伍的文字寫下來。」6

除了指派隊長,百翰還督導組織上的其他兩項變更。每一隊伍的規模不超過100輛篷車,某人一旦成為某一隊伍的成員,就必須全程跟著該隊伍走。這些變更極為重要,將聖徒之前橫越愛阿華時的鬆散無章全改正了過來。雖然這樣的理想無法一直完全落實,但是自1847年開始,摩爾門西遷旅程已成為「美國歷史上組織最嚴謹,規劃最周詳,準備也最充分的逃難隊伍」,與當時同樣西行卻一盤散沙的其他非後期聖徒移民隊伍相比,截然不同。7

除了確實讓聖徒按照主的話語組織起來,百翰·楊和十二使徒也打算告訴聖徒如何遵行主的旨意。百翰終於明白1847年的先鋒隊伍不只是在開闢一條讓他人跟隨的路徑,也是在建立一條聖約的道路。因此,凡願意踏上這趟旅程的人都要「立約承諾遵守主……的一切誡命和規章」(教約136:2)。啟示也進一步宣告說,「這將是我們的聖約——我們願奉行主一切的教儀」(教約136:4)。

總會領袖在準備離開納府的那幾個月期間一致努力,能讓多少聖徒就讓多少聖徒藉著參與聖殿教儀來訂立聖約。如果他們都努力遵守聖約並遵守誡命,就能要求所應許的「高天的能力」來祝福和幫助他們。8主進一步提醒聖徒:「我就是帶以色列兒女出埃及地的那位;我的臂膀在末世時代伸出,要救我以色列民。」(教約136:22)9這條聖約道路另一個明顯的特色包括提醒聖徒要「按其擁有的財產,負擔相等的比例」,去協助困苦的人。另外有一個要求,只要聖徒願意,主也應允「你們必在牲畜、牛羊、田園、房屋及家庭等方面蒙福」(教約136:8,11)。10這項啟示也列出遵行聖約和履行屬世管家職務時需要耐心、謙卑和感恩等美德,這些美德會幫助後期聖徒先驅者屯墾拓荒,建立新的家園和社區,並為這個注定要遍滿世界的教會奠立根基。11

走在聖約的道路上

新的體認帶來全新的能量。他們身為神的人民,有特權和責任以不同的方式進行這趟旅程。聖徒當初橫越愛阿華時,體力和食物的準備不足一直都是主要的問題。此時百翰終於相信他們辛苦而來的成功倒不是那麼取決於人力、地圖、篷車和補給品,而是在於他們是否聽從主的話語和旨意。只要聖徒信賴主,如有必要,祂也會在美國平原上降下嗎哪。聖徒不必因為擔心而把篷車裝得超載。12為了加強這一點,百翰·楊把先鋒隊伍的人數減到144人,並指示他們每個人只帶100磅的食物進入曠野。13他宣告,凡「沒有信心只帶那份量上路的人」可以留在冬季營。14他「警告所有打算出發到落磯山脈的人說,以色列營不會容忍任何罪惡」,並更進一步宣告說:「除非是願意服從神的話語和旨意,誠實生活,並協助建立神的國度的人,否則我不會讓任何人加入我的隊伍。」15

百翰在獲得「主的話語和旨意」的幾天內就提議舉行一社交聚會,藉此告訴「世人,這群人民能成就神為他們安排的計劃」。在19世紀的美國,舞蹈經常被認為是一種不正經的娛樂,但百翰教導先鋒隊伍:「任何因為快樂而翩然起舞的舞蹈是無害的,只要跳舞的弟兄知道何時停止」,並且永不「忘記這趟旅程的目的」。16百翰邀請聖徒跳舞,其實是在聽從啟示的忠告:「如果你們快樂,就用歌唱、音樂、舞蹈以及讚美與感恩的祈禱來讚美主。」(教約136:28)

百翰覺得很有自信的是,只要各項準備就緒,即使情況超出他們的掌控,主也必定會幫助他們。先鋒隊伍中有人擔心可能無法即時抵達目的地去栽種穀物,百翰說:「我們不作這種假設。我們〔已經〕盡力作了所有一切,我們隊伍也是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如果聖徒「已經盡力作了所有一切」,他就覺得「彷彿〔他們〕已經種了一千英畝的穀物那樣心滿意足。主會做其餘的部分。」17他繼續說道:「我對這趟旅程的想法,從來沒有這麼清楚過。我與神之間,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18

學習的時刻

從冬季營到鹽湖山谷的這段旅程成為總會領袖和成員的一個訓練場。喬治·斯密覺得,參與的人會在「回顧時,將這趟旅程視為自己上過的最偉大的學校」,惠福·伍則寫道:「我們現時所在之地就是證明我們自己的地方。」19對百翰·楊和聖徒而言,這趟旅程是他們藉著服從忠告證明自己信心的機會,也是證明主存在的練習過程。聖徒遵從這項啟示之後的明顯改變,讓威廉·克雷頓觀察到,「看起來確實有撥雲見日的感覺,有一種新的元素、一股新的氛圍、一個新的團體出現在我們當中。」20

1847年先鋒隊伍的旅程在聖徒重新訂立承諾的情況下,考驗依然沒有少過。他們最初的計劃是要在「草長起來前一個月」離開,且不得晚於3月15日。21然而,那年春天晚到,初春的草比以往慢了好幾週才長出來。這樣不合節令的寒冷天氣讓隊伍一直到四月中旬還無法離開他們的集合地。22終於等到能出發的興奮之情很快地被一連串的現實消磨殆盡:冷冽的寒夜,草原上吹襲的狂風,渡河的挑戰,牲口的損失,以及白日漫長的枯燥旅程。

全心奉行啟示中各項原則的百翰·楊發現自己有時會因隊伍中某些成員的行為而沮喪不已。五月底,他對隊伍讀出「神的話和旨意」,並「對於他們忘記自己的使命一事……表達他的看法和感受」,又說,他「寧願和10個願意遵守神誡命的義人旅行,也不要整個營隊那種怠慢又忘記神的行為」。23第二天,他宣布他希望整個隊伍「立約,全心轉向主。」他提醒他們應有約民的樣子:「我們離開外邦人時,我曾和弟兄們說過許多事,要他們謹言慎行。……我們若不悔改,不離棄我們的惡行,必會遭遇比我們承受過的更多阻礙,碰到更險惡的風暴。」他嚴厲斥責他們後,接著「非常溫柔地祝福弟兄們,祈求神讓他們有能力去履行他們的聖約」。24

1847年的行進速度與前一年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先鋒隊伍在1846年走了不到300英里——平均一天走兩英里多一點——但第一批先驅者隊伍卻在111天中走了1,000多英里路,跟前一年比起來,平均每天多走了四倍的距離。

許多人將摩爾門的遷徙歸功於百翰·楊個人的領導,但他隨即承認是神在指導這事工。他說:「我知道的是,我得到來自天上的啟示。……人們談到在我的領導下所完成的事都歸功於我的智慧和能力;但其實這一切都是藉著神的大能,藉著從祂那裡得到的智能而完成的。」25由於1847年學到的種種教訓,百翰·楊對冬季營的緊張不安都消失了。他驗證了主的話語和旨意,又將這些原則融入自己的生活之後,發現自己「白天和夜晚都充滿平安」,睡得「香甜平穩,宛如一個健康的小孩在母親的腿上安然入睡。」26

  1. Brigham Young letter to Jesse C. Little, Feb. 26, 1847, Brigham Young office files,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Brigham Young sermon, July 31, 1853, as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Discourses, 26 vols. (London: Latter-day Saints’ Book Depot, 1855–86), 1:166. 在這段期間,有人如此描述百翰·楊:「任何能促進以色列聚集,或能在這末日加速錫安偉業的事,我們的會長〔從不〕躊躇〔遲疑〕不前;他睡覺都是一眼睜開,一腳著地,想到什麼就著手進行。」(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Jan. 7, 1847,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2. 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Jan. 16, 1847.

  3. 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Jan. 27, 1847.

  4. 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Jan. 16, 1847.

  5. Hosea Stout diary, Jan. 14, 1847, as published in On the Mormon Frontier: The Diary of Hosea Stout, 2 vols., ed. Juanita Brook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and Utah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64), 1:229.

  6. 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Jan. 14, 1847.

  7. Richard E. Bennett, We’ll Find the Place: The Mormon Exodus, 1846–1848 (Salt Lake City: Deseret Book, 1997), 73.

  8. 教義和聖約95:8。

  9. 這項啟示不但把後期聖徒跟古代以色列作了連結,也跟李海和尼腓的旅程作了連結,因為主對他們也作了類似的宣告:「只要你遵守我的誡命,你必昌盛,必蒙引領到應許地;……如果你們遵守我的誡命,我必在你們前面預備道路;因此,只要你們遵守我的誡命,我必領你們到應許地;而你們必知道那是我在引領你們。是的,……我,主,曾救你們。」(尼腓一書2:20;17:13–14)不過,談到聖約和服從的這些參考經文也有警示作用。聖徒在1834年救贖錫安的任務失敗後,主宣告:「看啊,我告訴你們,要不是我的人民違誡,我是說教會而不是說個人,他們現在可能已被救贖了。但是看啊,他們沒有學會服從我向他們手中要求的事。」(教約105:2-3)

  10. 主在教義和聖約中一再清楚指出教會的責任,其中包括「照顧貧窮、困苦的人,救助他們,免得他們受苦」(教約38:35),以及「要顧念窮人,……獻出你應當分給他們的財產,援助他們」(教約42:30)。亦見教約38:16;42:31,34,39;44:6;52:40;83:6;84:112;104:18;105:3。聖徒準備離開納府時,百翰在1845年10月的總會大會期間「提議〔他們〕要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和財物,帶著所有的聖徒跟〔他們〕走。」不過,只有214個人簽署這份「納府約定」。從1847年西遷開始,百翰便重新強調,要所有的教會成員接受責任,按照他們的能力去幫助有需要的人。See History of the Church, 7 vols. (Salt Lake City: Deseret Book, 1976–80), 7:465.

  11. 克萊蕾莎·楊·史賓塞總結說:「家父最傑出的一項領導特質就是他不僅照顧人民的屬世福祉和社會福利,也會在他們屬靈的需求上指引他們。」(Clarissa Young Spencer and Mable Harmer, Brigham Young at Home [Salt Lake City: Deseret Book, 1963], 169)另一個女兒蘇莎·楊·蓋茲覺得她父親「在謹慎規範的社交活動和相關娛樂中,比他在講台上的講道中展現更多來自神的靈感。他讓人民保持忙碌,全力支持正當的娛樂活動,並鼓勵大家培養各種能力、各種恩賜和人類心靈深處的情感。」她注意到,「要不是百翰·楊的睿智政策,人們在艱苦困頓的那些年中,根本不會想要放假,也不會有心情過節,作些社交和屬靈方面的交誼。」(Susa Young Gates and Leah D. Widtsoe, The Life Story of Brigham Young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266; 拼字均已標準化)關於主的話語和旨意的其他方面,雖然要歸功於百翰的執行和監督有成,但靈感還是來自於主。

  12. 他在獲得第136篇啟示的四天後,曾公開說自己「沒有足夠的牲口去落磯山脈」,但是他「對於去落磯山脈已經不再懷疑,也不再害怕,反而感到十分安全,宛如〔自己〕擁有了東方的寶藏」(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Jan. 18, 1847)

  13. 雖然大家普遍認為,百翰只挑選了143位男丁當先鋒隊伍(外加3位婦女和2位小孩),但是艾利斯·伊密最初被任命為該隊伍的一員,據報卻因為生病,在離開冬季營不久後退出隊伍。因為他留在隊伍的時間太短,通常不被認為是原始隊伍中的一員。伊密在1849年以前抵達猶他州,1851年成為普柔浮第一任市長(John Clifton Moffitt, The Story of Provo, Utah [Provo, UT: Press Publishing, 1975], 266)。奧申·惠尼指出,有「12×12人被選上」。由此看來,大家普遍相信,這數字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一支派十二人,是另一群約民。惠尼可能相信這樣的事,不過他也知道這絕大部分是一種臆測:「是不是有意的,我們並不知道。」(Orson F. Whitney, History of Utah, 4 vols. [Salt Lake City: George Q. Cannon and Sons, 1892–1904], 1:301)

  14. 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Jan. 3, 1847.

  15. 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Jan. 18, 1847.

  16. Historian’s Offic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eb. 5, 1847; Norton Jacob journal, May 28, 1847, as published in The Mormon Vanguard Brigade of 1847: Norton Jacob’s Record, ed. Ronald O. Barney (Logan: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0; spelling and capitalization modernized.

  17. The Record of Norton Jacob, ed. C. Edward Jacob and Ruth S. Jacob (n.p.: Norton Jacob Family Association, n.d.), 50.

  18. Historian’s Office general Church minutes, May 23, 1847,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spelling modernized.

  19. Historian’s Office general Church minutes, May 23, 1847; Wilford Woodruff journal, May 16, 1847, in Wilford Woodruff’s Journal: 1833–1898, Typescript, 9 vols., ed. Scott G. Kenney (Midvale, UT: Signature Books, 1983–85), 3:177; spelling modernized.

  20. William Clayton diary, May 29, 1847, in An Intimate Chronicle: The Journals of William Clayton, trade ed., ed. George D. Smith (Salt Lake City: Signature Books, 1995), 333.

  21. Bennett, We’ll Find the Place, 69.

  22. 先鋒隊伍的成員早在4月初就已開始到冬季營以西大約20英里處,麋鹿角河的指定地點集合。不過,一直到4月16日,百翰·楊才正式把隊伍組織成百人、五十人和十人小組,他們才開始全體從麋鹿角河一同啟程。

  23. Wilford Woodruff journal, May 28, 1847, in Wilford Woodruff’s Journal, 3:186; spelling and capitalization modernized.

  24. William Clayton diary, May 29, 1847, in An Intimate Chronicle, 325, 330–31.

  25. Brigham Young sermon, May 18, 1873, as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Discourses, 16:46.

  26. Brigham Young sermon, Jan. 12, 1868, as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Discourses, 12:151; Brigham Young sermon, Oct. 7, 1859, as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Discourses, 7: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