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第21章:愛的種子


第21章

愛的種子

圖像
一位婦女用圓鍬挖地

1981年初,六十三歲的茱莉亞·馬文貝拉在蘇維托的住家附近經營一座社區花園,蘇維托是南非約翰尼斯堡西部的一個黑人城鎮,人口超過一百萬。茱莉亞曾是一名小學校長,幾年前她創立了這個花園,以幫助在南非官方種族隔離政策下長大成人的小鎮青年。

身為黑人婦女,她知道在這個體制下生活是多麼困難。這些法律貶低黑人,並將他們視為次等公民。數十年來,政府一直強迫每個南非黑人隨身攜帶身分證明小冊子,上面註明此人可以去和不可以去的地方。如果黑人在不符規定的時間出現在白人社區,他們可能會被毆打、逮捕,甚至被殺害。

茱莉亞年輕時,被迫從約翰尼斯堡的多種族社區,搬到蘇維托種族隔離區的一所房子。現在,她看著年輕人反抗這些不公平的待遇,十分擔心他們心中的怨恨會越來越多。她希望透過花園,教導他們如何在憤怒摧毀他們自己和親人之前走出憤怒。

她會說:「看,這片土壤這麼堅硬,但是只要我們用圓鍬或耙子一鏟,土就會裂開,挖出土塊。然後,如果我們敲碎土塊,撒下種子,種子就會成長。」

她希望年輕人將硬土的寓意銘記心中。「讓我們挖開怨恨的土壤,撒下愛的種子,看看會結出什麼樣的果子來,」她這麼告訴他們。「沒有寬恕,就不會有愛。」

寬恕這個課題,茱莉亞仍在學習中。數十年前,她的丈夫約翰與一位白人駕駛迎頭對撞,約翰因而喪生。茱莉亞去警察局領取他的物品時,發現他身上的錢在車禍後被偷了。雖然她相信這次意外不是約翰的錯,但全是白人的法庭卻將責任歸咎於他。

約翰過世後,茱莉亞獨力養育子女,含辛茹苦地一手把孩子拉拔大。然而,當遇到困難時,她感覺到耶穌基督就在身旁,給她安慰和保證。

現在,約翰過世已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茱莉亞知道她一定得寬恕,她的傷痛才能被治好。但是她還是很難原諒那些破壞約翰名譽、偷走她家財產的人。

1981年6月的某一天,茱莉亞受邀幫助清理在最近種族隔離騷亂中,遭到搶劫和縱火的青少年設施和圖書館。茱莉亞抵達那裡時,驚訝地看到兩個年輕人正在用鏟子清理瓦礫。這兩個人都是白人——這在蘇維托是多麼令人震驚的一幕。

兩人帶著燦爛的笑容告訴茱莉亞,他們是來幫忙的美國傳教士。他們對園藝略知一二,他們和茱莉亞聊到她的社區花園。他們也問是否可以去拜訪她。茱莉亞不太想跟他們見面。邀請兩位白人到她家,得冒著自己和家人遭到暴力報復的危險。鄰居會不會認為她在與員警或種族隔離政府合作?

她開始找藉口,但隨即感到心口砰砰跳,她知道必須讓他們來訪。她叫他們三天後來。

他們如期抵達,穿著白襯衫,戴著名牌,介紹自己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傳教士。她禮貌地聆聽他們的信息。但到了第二次拜訪時,她就在想如何才能禮貌地告訴傳教士她不感興趣。

其中一位傳教士指著茱莉亞和她已故丈夫的合照,問道:「他在哪裡?」

她回答:「他已經去世了。」

傳教士告訴她有關為死者洗禮的事。她很是懷疑。這些年來,她參加了許多教會,但她從未聽過任何人說死者可以受洗。

一位傳教士打開新約,請她讀出哥林多前書15:29:「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將來怎樣呢?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

這節經文令她心動神馳。她開始敞開心扉聆聽傳教士的信息。當他們教導她永恆家庭的事時,她了解到,已逝者的親人可以在聖殿中,為已逝者執行洗禮和其他教儀。她也可以在來生與逝去的人重聚,包括約翰。

當她開始閱讀摩爾門經,生活就開始發生轉變。她第一次意識到,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耶穌基督復興的福音給了她希望,讓她終於能寬恕那些傷害過她和兒女的人。

茱莉亞和傳教士見面六個月後,她受洗了。一個月後,她受邀在支聯會大會中演講。因為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教會並未嘗試在南非黑人中傳教。不過,在1980年代初期,種族隔離制度開始瓦解,這使得相同信仰的黑人和白人成員更容易聚在一起崇拜。在茱莉亞受洗前幾個月,蘇維托的聖徒成立了一個會眾單位。

支聯會裡的人大多都是白人,茱莉亞站在他們面前很緊張。她擔心約翰過世帶來的痛苦,可能會成為她和教會其他成員之間的隔閡。但是她在心裡不斷祈禱,主提示她要分享自己的故事。

她談到丈夫的死亡、警察對她的殘酷對待,以及長久以來所背負的痛苦。她見證:「我終於找到能教導我真正寬恕的教會。」就像花園裡的土塊一樣,她的苦痛也被敲碎了。

她說,留下的就是平安和寬恕。


政府官員提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興建聖殿時,總會會長團授權亨利·伯哈特去取得許可,建造一座附加側翼的教堂,側翼用來為活人執行恩道門和印證,但不執行死者的代理教儀。

經過禁食祈禱,亨利和他在德勒斯登傳道部會長團的諮理們提議在卡爾·馬克思城建造這棟建築物。這個城市有相當多的聖徒,他們需要一個新的教堂。不過,當地官員拒絕向教會發出許可,認為該城不需要更多教堂。他們轉而提議附近的弗萊堡大學城。

亨利告訴他們:「不可能。我們希望在卡爾·馬克思城。」

傳道部會長團看似心意已決。但是在禁食祈禱的過程中,亨利和他的諮理們開始認真考慮在弗萊堡建造教堂。弗萊堡是聖徒一個小分會的所在地,也靠近德勒斯登分會和該地區其他城鎮的分會。

亨利和他的諮理們越是沉思這件事,越是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他們對自己說:「是的,弗萊堡這個選項其實並不糟。」

弗萊堡的民間領袖似乎很渴望教會在該市建造一座像瑞士聖殿那樣的建築物。在整個東德,政府正設法強化與尊重國家權力的宗教人士的關係。東德現在正式承認某些宗教,並努力重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破壞的古老教堂。

由於弗萊堡的聖徒已經有一個合適的教堂,亨利強烈感覺到,教會應該擱置建造混合建築的計畫,轉而建造一座標準的聖殿,裡面有洗禮池,並可以執行其他的代理教儀事工。他向鹽湖城的教會領袖提出這個建議,並獲得核准,在弗萊堡取得用地,建造功能完整的主的殿。

隨後,亨利與傳道部執行祕書一起將這個計畫提交給弗萊堡的市民大會,這位祕書叫做法蘭·亞伯,是弗萊堡本地人。市議會為教會提供兩個可能的建築用地。第一塊地位於市中心,但面積很小,而且低於路面,路人很難看得到。另一塊地是位於該市西北方,一塊尚未開發的山坡地,附近沒有公共運輸的車站,但該地點本身卻是週邊地區明顯可見的地點。

亨利和法蘭看到這第二個地點時,就知道他們找到了適合建造聖殿的用地。

1982年2月27日,多馬·孟蓀長老拜訪了東德,看望東德聖徒,與亨利討論聖殿預定地的事宜。距離亨利和他的妻子英葛第一次見到使徒時,已經將近十四年了,他們之間有著珍貴的友誼。孟蓀長老為英葛帶來妻子法蘭西斯準備的禮物,一個裝飾盤和一條新裙子。她還送給伯哈特夫婦十四歲的兒子托比亞斯一個袖珍計算機,這在東德可是稀罕物,令他十分驚喜。

第二天,亨利帶孟蓀長老到聖殿預定地。雖然孟蓀長老理解教會無法在卡爾·馬克思城建造聖殿的原因,但他對弗萊堡的選址仍有些疑問。

他問亨利:「你是否徹底考慮過這個選擇?這裡真的合適嗎?如果沒有足夠的大眾交通工具,人們要如何來到這裡?」

亨利盡全力回答孟蓀長老的問題。他接著申明,他和他的諮理極力支持在這裡建造聖殿。他說,他們曾經為這個地點禁食祈禱,覺得這是主希望在東德建造祂的屋宇的地方。

孟蓀長老不需要更多理由了。教會買下了那塊地,並提交修訂後的建築藍圖給東德政府。


1982年3月31日,大衛·嘉布萊斯靜靜地坐在耶路撒冷的辦公室裡,此時,市府的總工程師暗嫩·尼夫正在檢視一張橄欖山的大型手繪彩色地圖。辦公室裡還有其他六位都市規劃師和他們一起站著。

大衛期待和暗嫩見面已好幾個月了。教會已準備好推動其計畫,為楊百翰大學海外學生和當地聖徒建立一個耶路撒冷中心。這中心一旦建立起來,將使教會在聖地正式存在。這會是一個學習、理解和平安的地方,教會成員可以來這裡走一走耶穌走過的地方,更深入認識他們信仰的古老根源,並了解中東地區人民的文化和信仰。

教會領袖,包括大衛,都希望把該中心建在甘會長1979年來訪時中意的地方。不過,該地靠近橄欖山的最高點斯科普山,而且政府指定的「綠區」穿過其中的一部分,使得該地幾乎成為建築禁區。其他開發商曾試圖推翻此分區,卻徒勞無功。如果教會希望在那裡蓋建築,暗嫩就需要調整綠區的邊界。

泰迪·柯勒克市長支持教會在該市建立中心的願望。他相信,教會與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友誼,能幫助這兩個族群更了解彼此、和平相處。儘管如此,他也認為,取得斯科普山的土地是不可能的。在他敦促之下,大衛查看了其他可能的地點。每當他找到一個看來不錯的地點,就會聯絡教會總部,但總會領袖都沒有核准這些地點,以東·譚納會長建議他把重點放在斯科普山那塊土地。

有一天,柯勒克市長鼓勵暗嫩與大衛見面,聽聽他的意見。受聘為教會設計耶路撒冷中心的當地建築師大衛·瑞茲尼克,也受邀參與。

瑞茲尼克向暗嫩展示他對校舍的一些規劃,並指出該校毗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多年前他和暗嫩曾協助設計那所大學。暗嫩繼續研究了地圖好幾分鐘,在場的每個人都和他一樣沉默不語。他突然說:「給我一支馬克筆。」房間裡沒人有馬克筆,於是有人匆忙幫他找了一支。然後他伸出手臂,開始在地圖上畫了起來。

在大家的注視下,他修改了綠區,在教會想要興建耶路撒冷中心的確切地點周圍畫了一條紅線。

他告訴大家:「這是建築物界線。」他拿起一枚官方橡皮圖章,在地圖上蓋了下去,並簽上他的名字。「就是這樣!」他宣布。

每個人都點頭表示同意,大衛則目瞪口呆。教會剛剛獲得了許可,原本大家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他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教會總部,告訴他們這個奇蹟。


幾個月後,在1982年7月,奧爾加·谷瓦洛娃和一小群聖徒開車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布魯諾附近,他們要在那裡的水庫舉辦奧嘉的洗禮會。

自從奧爾加第一次在奧塔科·伏庫克的家參與聖餐聚會後,奧爾加越來越欽佩這群年長的捷克斯洛伐克聖徒的信心。他們在主日學中的討論,讓她感到振奮,她也能自在地分享自己的想法。

奧爾加受洗前的幾個月,接受了布魯諾分會會長團成員亞羅米爾·霍茲曼的傳教士課程。最初的幾課既困難又彆扭,因為宗教用語對她來說很陌生。救恩計畫就像一個童話故事,奧爾加對天父的諸多疑問,讓她很苦惱。

她也擔心洗禮後會出現問題。1975年以後,教會開始在中歐和東歐成長,當時亨利·伯哈特和他德勒斯登傳道部會長團的諮理,任命了伊日·斯內德夫勒,來主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聖徒。但是教會在這個國家仍然鮮為人知,更別說有多少人了解。雖然她的理智告訴她忘掉基督的福音,但她心裡卻有個聲音告訴她,這是真理。

奧爾加為她的洗禮禁食了一整天。時候到了,她與奧塔科和伽德·伏庫克、亞羅米爾及其妻子瑪利亞一起開車到水庫。一行人聚集在水邊,作了一個禱告。但是,在繼續執行教儀之前,他們就被幾個漁夫在岸邊行走的聲音嚇了一跳。這些人越來越靠近,就在奧爾加要受洗的地方附近坐了下來。

奧塔科說:「這水庫大部分的岸邊都很陡峭。這裡是我們唯一知道,比較平緩、可以安全下水的地方。

奧爾加和她的朋友們別無選擇,只能等待。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漁夫還是沒有要離開的跡象。

奧爾加頭靠著樹幹,心想:「也許我準備還不夠充分,或者我的見證不夠堅強,或者我還沒有完全悔改。」

她正要跪下祈禱,亞羅米爾便拉著她的手臂,陪她走回其他聖徒那裡。

亞羅米爾說:「我想我們需要再祈禱一次,好讓奧爾加今天能夠受洗。」

這群人一起跪下,亞羅米爾為奧爾加向神懇求,奧嘉聽得出他聲音中流露的感情。祈禱結束後幾分鐘,漁夫突然站起來,離開了。

亞羅米爾牽著奧爾加的手走進水中,說出洗禮祈禱文,水面十分平靜。奧爾加聽到她的名字時,覺得她生命的一個篇章即將結束。既然她已決定要跟從基督和祂復興的福音,從此,一切都將改變。完全的喜樂湧上心頭,她知道她的洗禮被記錄在天上。

這一小群人很快就坐上亞羅米爾的車,返回布魯諾。他們一邊開車,一邊聽著大會堂唱詩班的錄音帶。奧爾加覺得她好像聽到了天使的聲音,亞羅米爾告訴她,這些歌手全都是教會成員,她感到很驚訝。她想知道,住在一個有宗教自由和活著的先知的國家裡,那裡的聖徒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這群聖徒抵達布魯諾後,聚集在亞羅米爾的家。亞羅米爾、奧塔科和其他聖職持有人把手放在奧爾加頭上,證實她為教會成員時,她感覺到聖靈籠罩著她。在那一刻,她知道自己是神的女兒。

亞羅米爾在祝福詞中宣告,許多年輕人會透過奧爾加加入教會,並以他們能理解的方式接受福音教導。這些話讓她感到驚訝。就目前而言,她似乎不可能公開分享福音。

即便如此,她還是把這些話放在心裡,渴望有一天這些話會成真。


1982年11月27日,南非約翰尼斯堡上空烏雲密佈,有850人聚集在一起,參加非洲大陸第一座主的殿的動土典禮。茱莉亞·馬文貝拉和來自蘇維托的十個家庭一起參加典禮,蘇維托是位於城市西側的黑人城鎮。茱莉亞從得知聖殿的那一刻起,就想為她已故的丈夫和父母完成教儀。她決定參與聖殿興建過程中的每一個重要事件。

主領儀式的是十二使徒定額組馬文·艾希頓長老。他在最後的演講中談到,他從南非聖徒身上感受到靈性的振奮。主的殿完工後,曾經需要不遠千里前往美國、瑞士、英國或巴西聖殿的聖徒們,現在可以期待在附近擁有自己的聖殿。

艾希頓長老演講後,他和其他教會領袖拿起圓鍬進行動土儀式。隨後,其他聖徒也紛紛上前,渴望參與。茱莉亞和蘇維托的其他聖徒不想擠進人群,於是往後退。有些領袖看到他們,就邀請他們上前,拿起圓鍬破土。茱莉亞確信是聖靈的影響讓他們被叫到前面來。

接下來幾個月,茱莉亞在慈助會的事工找到了喜樂。她分會裡有許多人是新歸信者,支聯會其他支會有經驗的教會成員指導他們,直到他們準備好自己帶領分會。慈助會會長是一位白人婦女,她召喚茱莉亞擔任第一諮理。

這個分會是黑人城鎮最早成立的分會之一,在約翰尼斯堡附近的支會大樓聚會。茱莉亞和其他來自蘇維托的黑人聖徒必須坐計程車進城,接著步行一段路,才能抵達教堂。過了一陣子,分會開始在蘇維托的一所高中聚會,茱莉亞很高興能到離家更近的地方參加教會聚會。

但新的聚會地點本身也帶來新的挑戰。每個星期日早上,聖徒必須提早到學校掃地、擦窗、擦椅子,讓學校環境適合聖餐聚會。有時候,管理校舍的人為了賺更多錢,會重複出租場地,導致聖徒沒有地方聚會。

不久,約翰尼斯堡支聯會開始召喚越來越多的黑人聖徒擔任鄉鎮分會的領袖。茱莉亞在她的分會蒙召喚擔任新的慈助會會長。

她立刻覺得自己能力不足。雖然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社區領袖,知道如何幫助人、激勵人,但是她分會裡的聖徒習慣了教會領袖是白人。她幾乎可以聽到分會成員在質疑她的能力,在想:「她跟我們一樣是黑人」。

不過,茱莉亞還是不氣餒。她知道自己有能力完成許多事。她知道主會與她同在。

  1.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36–37, 61–62, 69–71; Mavimbela,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88], 32–33, 38–39; Mavimbela, “I Speak from My Heart,” 68–69; McCombs and McComb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7–9; Clark and Worger, South Africa, 49–51; Barber, South Af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40–43, 172–73, 211–14; Brown, Road to Soweto, 179–87; Johnson, Soweto Speaks, 9; Landis, “Apartheid Legislation,” 46, 48.主題:種族隔離南非

  2.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43–44, 51–55; Mavimbela,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95], 15–17; Mavimbela,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88], 27–31, 39.

  3.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84–86; Mavimbela,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88], 33–35, 39–40; McCombs and McComb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5–7, 16–17; Mavimbela,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95], 18–19.主題:代替死者的洗禮

  4.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88–89; Mavimbela,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88], 47–48, 61; Turley and Cannon, “Faithful Band,” 13–37; Wood, Personal History, 265–67; Walshe, “Christianity and the Anti-apartheid Struggle,” 385–92.

  5.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54–56, 89; Mavimbela,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88], 39–40.Quotation edited for readability; “had” in original changed to “have,” and “could” in original changed to “can.”

  6. Burkhardt, “Wie kam es zum Bau des Freiberger [Freiberg] Tempels?,” 3–4; Burkhard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91], 9–10; Kuehne, Henry Burkhardt, 89–91; Monson, Journal, Feb. 10, 1979.

  7. Burkhardt, “Wie kam es zum Bau des Freiberger [Freiberg] Tempels?,” 3–7; Burkhard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91], 10–11; Kuehne, Henry Burkhardt, 91–92; Bangerter, Journal, June 28, 1985.

  8. Burkhard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91], 10–11; Burkhardt, “Wie kam es zum Bau des Freiberger [Freiberg] Tempels?,” 7–8.引言經修訂以增可讀性;原文有「其實並非錯誤的」。

  9. Kuehne, Henry Burkhardt, 92–93; Kuehne, “Freiberg Temple,” 125–27; Burkhardt, “Wie kam es zum Bau des Freiberger [Freiberg] Tempels?,” 9–11; Burkhard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91], 11.主題:德國

  10. Kuehne, Henry Burkhardt, 94; Burkhardt, “Wie kam es zum Bau des Freiberger [Freiberg] Tempels?,” 9–10; Kuehne, Mormons as Citizens of a Communist State, 281; Apel,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 Leonhardt, “Geschichte des Freiberg-DDR-Tempels,” 43–45; Burkhard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91], 11; Kuehne, “Freiberg Temple,” 115–16.

  11. Monson, Journal, Feb. 27–28, 1982.

  12. Monson, Journal, Feb. 28, 1982; Kuehne, Mormons as Citizens of a Communist State, 281; Burkhardt, “Wie kam es zum Bau des Freiberger [Freiberg] Tempels?,” 10; Henry Burkhardt to Thomas S. Monson, Nov. 5, 1981, in Burkhardt, “Wie kam es zum Bau des Freiberger [Freiberg] Tempels?,” [20]–[21]; Burkhard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991], 12; Kuehne, Henry Burkhardt, 93–94.Quotation edited for clarity; “Is that really” in original changed to “Is this really.”

  13. Monson, Journal, Feb. 28 and Sept. 1, 1982; Kuehne, Mormons as Citizens of a Communist State, 281–83; Burkhardt, “Wie kam es zum Bau des Freiberger [Freiberg] Tempels?,” 10–11; see also Leonhardt, “Geschichte des Freiberg-DDR-Tempels,” 46a.主題:多馬·孟蓀

  14. Robert Taylor to Howard W. Hunter, Memorandum, Apr. 1, 1982, Howard W. Hunter, Jerusalem Center Files, CHL; Galbraith, “Lead-Up to the Dedication of the Jerusalem Center,” 54; Galbraith, “Miracles Open the Door”; Galbraith, Oral History Interview, 87, 150–52.

  15. Galbraith,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66; Robert Taylor, “The Jerusalem Cente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1987, 1–4, Budget Office, Jerusalem Center Records, CHL.

  16. Taylor, “Contest and Controversy,” 62–64; Peterson, Abraham Divided, 343–45; Galbraith,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47–50; Kaminker, “Building Restrictions in East Jerusalem,” 9; Robert Taylor to Howard W. Hunter, Memorandum, Apr. 1, 1982, Howard W. Hunter, Jerusalem Center Files, CHL.

  17. Galbraith, Oral History Interview, 56, 85, 148–50, 166–67; Teddy Kollek to Delos Ellsworth, Dec. 18, 1983, Howard W. Hunter, Jerusalem Center Files, CHL; Galbraith, “Miracles Open the Door.”

  18. Galbraith, Oral History Interview, 87, 150–54, 167; Galbraith, “Lead-Up to the Dedication of the Jerusalem Center,” 54; Galbraith, “Miracles Open the Door”; Robert Taylor to Howard W. Hunter, Memorandum, Apr. 1, 1982, Howard W. Hunter, Jerusalem Center Files, CHL; Berrett and Van Dyke, Holy Lands, 389.

  19. Holcman, “Olga Campora Kovářová”; Kovářová,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1].

  20. Campora, Saint behind Enemy Lines, 74–75.

  21. Campora, Saint behind Enemy Lines, 75–77; Holcman, Scrapbook, 17.

  22. Mehr, “Enduring Believers,” 150–52; Ed Strobel, “Statistics of the Czechoslovakian Mission,” July 22, 1989, 1, Europe Area, Files relating to Church Activities in Eastern Europe, CHL; Campora, Saint behind Enemy Lines, 77–78.主題:捷克斯洛伐克

  23. Campora, Saint behind Enemy Lines, 85–87; Kovářová, Oral History Interview, [11]–[12].

  24. Alan Dawson and Marjorie E. Woods, “Spiritual Moment as S. African Temple Begins,” Church News, Dec. 11, 1982, 5;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95; Hal Knight, “Black Branches Thrive in South Africa,” Church News, Nov. 28, 1981, 6; Marvin J. Ashton to First Presidency, Dec. 2, 1982, First Presidency, Temple Correspondence, CHL.

  25. Alan Dawson and Marjorie E. Woods, “Spiritual Moment as S. African Temple Begins,” Church News, Dec. 11, 1982, 5; “Transcript and Translation,” 1, 11, 14–16;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95–96.

  26. Johannesburg 2nd Branch, Annual Historical Reports, 1982, [4];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92–94; Hal Knight, “Black Branches Thrive in South Africa,” Church News, Nov. 28, 1981, 6.

  27. Learning to Listen”; Johannesburg 2nd Branch, Annual Historical Reports, 1981, [5]; 1982, [2]; Kwa Mashu Branch, Annual Historical Reports, 1980, [1]–[2]; Mavimbela and Harper, “Mother of Soweto,” 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