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再撐過這一天就好
梅塔·哈勒戴在楊百翰大學待了一年後，決定輟學找工作。雖然她很喜歡上社交舞課，也很喜歡在「拉曼世代」（一個受歡迎的美國原住民表演團體）中唱歌跳舞；但是她發現，有些課實在太難了，像是物理學。1974年初，她住在鹽湖城，在教會的廣播電視臺KSL（鹽湖城廣播電視台）擔任接待員。
梅塔也和一位返鄉傳教士約會，他名叫丹尼斯·貝克。去年九月，他在普柔浮一場舞會上向她自我介紹，他們整晚都在一起跳舞。之後，他邀請她一起去教會。
梅塔很吃驚。自從離開楊百翰大學後，她就不像在加州時那樣經常去教會。儘管如此，她還是接受了丹尼斯的邀請，她喜歡和他一起在教會的感覺。她同意下週再去一次。不久後，他們就經常約會。
隨著對丹尼斯的了解加深，梅塔很是欣賞他的良善和真誠。他是活躍的教會成員，遵守誡命，並定期去聖殿。他出生於猶他州，曾在北美的北印第安傳道部服務，因而逐漸愛上他所教導的美國原住民，並開始重視自己墨西哥裔美國人的血統。梅塔在他身邊，不管何時都能感到舒心自在，精神為之振奮。
他們認識大約六個月後的某天，丹尼斯開著他那輛老舊的紅色小卡車過來，那輛車他已裝修過了。他們開車去兜風，丹尼斯把車停在新的普柔浮聖殿前面，向梅塔求婚。
從十幾歲起，梅塔就發誓絕不結婚。但丹尼斯求婚時，她並沒有把心思放在父母的離婚或母親的多次婚姻上。相反地，她想到了維娜和史賓塞·布拉克，以及他們幸福婚姻的美好榜樣。她心想：「我也可以幸福的。」於是她接受了求婚。
接下來的夏天，在6月27日，梅塔和丹尼斯面對面跪在鹽湖聖殿裡。她穿著親手做的加了蕾絲罩層的高腰洋裝。這對夫妻映在牆上平行鏡裡的身姿，彷彿延伸到了無窮的遠處。在印證室裡陪伴他們的，還有她的寄養父母維娜、史賓塞及其女兒露西。
當維娜得知梅塔訂婚的消息後說：「我以你為榮。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跪下來為你祈禱，希望你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梅塔和丹尼斯一起跪在祭壇前時，心中十分感謝維娜曾如此勤勉地祈禱。她沉浸在喜悅中，她知道嫁給丹尼斯是正確的決定。
梅塔後來開車到亞利桑那州，將丹尼斯介紹給她的母親。那次見面，艾芙琳對丹尼斯相當滿意。她喜歡他的幽默感、誠實和對智慧語的堅持。
1974年10月5日，貝拉·施百福躺在床上，心想：「今天晚上，我的身體好累、好累。」那個星期稍早，在慈助會的年度大會上，賓塞·甘會長卸任她總會慈助會會長的召喚。鹽湖大會堂裡響起一陣驚呼，婦女們對這消息感到既震驚又失望。但是貝拉知道卸任的時候到了，她歡喜接受主的旨意。
然而，她的思緒紛飛。「記住這個！記住那個！」腦海裡似乎有聲音說。她想要把想法寫在紙上，所以她下床，開始記錄。她問自己：「你為什麼要睡覺？有這麼多榮耀的往事能讓你回憶！」
她回想起1945年4月，總會會長團召喚她接替艾美·布朗·里曼，擔任慈助會領袖，她頓時有種力不從心的感覺。如今，二十九年過去了，她的任期比任何其他總會慈助會會長都要長。
在那段期間裡，她遭遇許多個人口驗，包括罹患乳癌以及丈夫、女兒的過世。不過，在她的指導下，該組織施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興建了慈助會大樓，開始為職業婦女舉辦慈助會晚間聚會，提倡防止虐待計畫和兒童收養計畫，並透過其他的社會服務組織提供更多社區援助。
最近，貝拉和她的總會理事會督導了慈助會報名制度的變更，以鼓勵更多婦女參與慈助會。往年，婦女加入慈助會需要報名登記，並每年繳納會費。現在這些費用取消了，教會中的每位婦女在年滿十八歲時，就會自動成為慈助會成員。
貝拉寫道：「這些年是忙碌、艱辛、充滿挑戰的歲月，卻讓我收獲滿滿，無法衡量。」主一直恩待她。「好多好多次，祂將想法放進我的腦海中，甚至將話語放進我的口中，使我能夠面對困難的情況，或消除阻力。」
她的繼任者芭芭拉·斯密，在帶領慈助會進入變幻莫測的未來時，也同樣需要神的幫助。貝拉在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的最後幾年，女權運動在美國蓬勃發展，許多婦女，不論老少，都對傳統的性別角色提出質疑，並反對婦女受到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
在其他國家進行類似的立法工作之後，美國國會於1972年通過了平等權利修正案。該修正案旨在修訂美國憲法，明確規定婦女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現在美國民眾正公開辯論該項修正案的未來，如果四分之三的州批准，它就會成為美國當地的法律。
對某些人來說，這項修正案似乎是一帖良方，能解決法律體系中長期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現象。而其他人，包括許多教會成員，卻不這麼認為。
貝拉最近在紐約市對一群企業專業人士演講時，針對該項修正案和日益高漲的婦女運動，發表看法。她提到同工同酬和公平招聘的做法，說：「婦女們正在爭取的某些事，是值得大眾支援的。」但是她擔心，婦女運動會削弱妻子、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角色。她認為，婦女在法定權利上的改變，應透過地方、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來實現，而不是透過修改憲法。
貝拉在深夜未眠，回想自己擔任總會慈助會會長的漫長任期時，她滿懷感恩，同時也夾雜著如釋重負的喜悅，因為自己的責任已落在了新任會長的肩上。她寫道：「我的靈魂深處有一種平安的感覺，以及對未來的美好期待——我個人的未來，以及我摯愛的慈助會的未來。」
帶著這份平安的感覺，她終於準備好入睡了。她寫道：「今晚我會好好休息，因為我心裡確信，一切都很好。」
大約這個時候，在迦納海岸角，比利·詹森從當地一家宗教報紙的頭版上，看到歷任總會會長的照片和名字。照片旁邊還有一些詆毀教會及教會領袖的文章。這份報紙明顯是想在比利日益增多的會眾中，播下懷疑的種子。
比利和他的信眾曾經因相信復興的福音，而多次受到批評。有些人質問比利為何放棄他年輕時的宗教信仰。他們說後期聖徒崇拜約瑟·斯密，不相信神。其他人指出，這個教會中沒有黑人持有聖職，他們嘲笑比利和他的跟隨者是在浪費時間。
要在這樣的攻擊中保持忠信，是件很困難的事。一年前，會眾成員因為這麼多年過去了，仍然沒有人來為他們施洗，而感到沮喪。比利立刻請他的跟隨者與他一起禁食和祈禱。他們禁食祈禱之後，有些人強烈感覺到傳教士很快就會來到迦納。
雖然這個靈感讓會眾安心，但迫害並未停止。有些成員看到報紙批評先知的報導後很擔心，不知道該怎麼辦。比利與他們一起祈禱，勸他們不要理會那份報紙。他說：「把報紙扔掉吧。」
但是比利也感到很無力。有一天晚上，他去教堂祈禱。他說：「天父，雖然我相信教會，知道這是今日世上真實的教會，但是我需要更多的力量和更多的確認，來為教會作見證。」
他懇求主給他啟示。然後他睡著了，他夢見自己看見鹽湖聖殿充滿了光，從天而降。不久，他置身於這棟建築中。主的聲音說：「詹森，不要對我的教會失去信心。不論你是否相信，這就是我今日在世上真實的教會。」
比利醒來時，不再為迫害而感到困擾了。他說：「天父已對我說話，我不再害怕了。」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每當比利聽到有人批評教會，他的信心就愈發堅定，他也努力鞏固會眾成員的信心。他見證說：「總有一天教會會出現，我們會看到教會的美好。」
1974年，黃根玉辭去松竹孤兒院院長五年後，在南韓首爾開辦一所新的女童育幼院。她現在照顧十七個女孩（有好幾位是後期聖徒），並透過溫韾蘋果基金會幫助其他女孩找到收養家庭。這個基金會也資助其他兒童團體，包括一家男童孤兒院。根玉另外開設了一所幼兒園，為韓國最年幼的貧困兒童提供教育。
雖然溫韾蘋果合唱團的規模比之前的孤兒院合唱團要小，但他們依然在電視上演出，並舉辦音樂會。這些女孩過著忙碌的生活，而根玉盡力給她們一種家的感覺。每個星期一晚上，她都會聚集她們舉行家庭晚會。
當她不用照顧女孩們時，根玉以慈助會會長的身分，施助她地區內的婦女。因為她的召喚，她常常與剛上任的韓國傳道部會長尤金·提爾聯絡。儘管首爾有一個蓬勃發展的支聯會，也有福音研究所，但提爾會長擔心多數韓國人仍對教會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得知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韓國人認識教會的全名。而那些知道教會的人，往往對教會沒有好評。此外，政府也限制美國傳教士的入境人數。
但是，如果提爾會長能讓韓國官員知道教會是以家庭為中心的，政府可能會願意放鬆對傳道事工的限制。
有一天，他向根玉求助。傳道部裡有幾位長老，在教導課程時融入音樂。他們就像奧斯蒙家族一樣，相信帶有復興福音信息的流行音樂可以啟發人心。一年前，奧斯蒙家族發行了專輯The Plan（救恩計畫），這是他們籌劃多年，雄心勃勃努力製作的搖滾專輯。這張專輯的音樂聽起來就像當時流行樂團的其他唱片一樣，但是奧斯蒙兄弟們別出心裁，將救恩計畫從前生到超升的各階段寫入歌詞中。儘管評論家對這張專輯的後期聖徒主題不屑一顧，但其以福音為中心的信息還是影響了北美、歐洲、澳洲的許多年輕人。
相較之下，南韓傳教士在音樂方面的努力就顯得相對保守，但他們的目標卻是一樣的。這個團體的領袖藍迪·達文波特長老寫了大部分的原創歌曲，再由邁克·威柏格長老編曲。他們稱自己的團體為新地平線（New Horizon）。
提爾會長發現這個團體的潛力後，便問根玉，溫韾蘋果是否願意和新地平線一起在聖誕音樂會上表演。根玉預見讓溫韾蘋果分享復興福音這件事的價值，在與共同創辦人史丹·布朗森商量後，她同意演出。
這場聖誕音樂會非常成功，每個人都認同新地平線和溫韾蘋果是好搭檔。這兩個團體開始一起在全國巡演，並在電視和廣播節目上獲得廣大群眾的關注。溫韾蘋果在軍事基地尤其受歡迎，令許多觀眾想起自己在美國的孩子。另一方面，新地平線的長老們則受到韓國觀眾的喜愛，他們喜歡看到美國表演者用韓語講話和唱歌。這兩個團體後來還一起錄製唱片。
根玉曾經不得不隱瞞自己的信仰。現在，溫韾蘋果和新地平線的每場演出和訪談都會提到本教會的名稱。全部時間傳教士都會出現在音樂會上，與觀眾分享更多有關教會的事。傳教士敲門時受到歡迎的機率變高了，也會聽到慕道朋友說，他們從音樂會或唱片上知道教會的名字。在某些地方，傳教士會安排在公共場所舉辦音樂會，以增加願意聽福音的人數。
隨著溫韾蘋果和新地平線越來越受歡迎，提爾會長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得知首爾市和鄰近地區的居民，聽過教會的人數現在佔了八成。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部分的人對教會的印象都非常正面。
雖然新地平線和溫韾蘋果來自不同的背景和文化，但他們就這樣攜手合作，一次一首歌地，把福音傳播開來。
1975年4月，亨利和英葛·伯哈特遠離家鄉數千里。應總會會長團的邀請，他們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來到猶他州參加總會大會。這對後期聖徒夫婦所居住的國家，對其邊境和國民進行嚴格管控，因此這趟旅行是很難得的機會。
這不是亨利第一次到鹽湖城。四年前，約瑟·斐亭·斯密會長和他的諮理就曾邀請他和英葛參加總會大會。總會會長團知道東德官員會讀這封邀請函，因此懷著敬意寫下心聲：希望世界和平、四海之內皆兄弟，以及期待東德宣稱認同的其他理想能實現。政府核准了亨利的旅行申請，他因此得以在1972年參加總會大會。
當時，東德政府不允許英葛和他一起去，他們擔心這對夫妻若獲准一起出國，就不會再回來。不過，接下來的兩年中，德勒斯登傳道部會長團兩位亨利的諮理都獲得許可，能和他們的配偶一起前往參加總會大會，這讓伯哈特一家有理由相信，政府官員可能會核准英葛下一次的簽證申請。但是當他們申請參加1975年的大會時，英葛的請求再次遭到拒絕。
得知英葛的困境後，鹽湖城的教會領袖在聖殿中為她作了特別的祈禱。亨利和英葛對禁止出境的裁決提出申訴，這次政府竟核准了簽證，沒有提出任何疑慮。
參加總會大會是意義非凡的體驗。賓塞·甘以教會總會會長的身分，第三次為大會揭開序幕。他的信息是給全球的後期聖徒的。全世界有將近700個支聯會和150個傳道部，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得以在南美洲和歐洲的區域大會上與聖徒見面。他也在華盛頓特區奉獻了一座聖殿，宣佈在巴西聖保羅興建一座新聖殿，並啟動在墨西哥市聖殿的興建計畫。在與聖徒見面時，他經常鼓勵他們要「跨大步伐」，也就是要更努力分享福音。
現在，他在總會大會上對聖徒演講，敦促他們要過道德的生活。他譴責色情和墮胎，墮胎最近在美國已合法化。他也鼓勵聖徒種植農作物、分享福音，並在自己的家鄉建立教會。他說：「遠方各國的人民接受福音，留居他們的本土，就是聚集以色列。」
這個信息與亨利和英葛在教會的經驗息息相關，讓他們感觸極深。二十年前，他們在瑞士聖殿印證後，決定回到東德，這是很大的犧牲，因為他們不能自由地過宗教生活，也不能定期去聖殿。但是他們的榜樣和領導不僅幫助聖徒在東德聚集，也在鄰近的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聚集了聖徒，亨利和東德教會的其他領袖會定期拜訪這些地方。
回國前，亨利與甘會長談起教會在東德遭遇來自政府的刁難。甘會長不認為教會能透過政治談判改善地位。他告訴亨利：「如果你想要看到東德的情況有所改變，就必須從你個人開始。你必須強迫自己與共產黨員做朋友，你不能對他們懷恨在心，你必須全然改變你的觀點和態度。」
亨利對先知的建議十分驚訝。他想告訴先知：「你們不了解共產黨員，你無法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他們反對宗教。」他想起當局多次騷擾他，想把他關進監牢。
在飽受戰火蹂躪的越南，一個晴朗的星期日，西貢分會會長阮文壽（Nguyen Van The，音譯）穿過一棟法式別墅的外門，那別墅是當地的教堂。一進門，分會的成員立刻圍了上來，臉上的表情夾雜著沮喪和希望。他們喊著：「阮會長！阮會長！有沒有什麼消息？」
他已收到消息，但不確定分會成員會有什麼反應。他走到教堂門口，聖徒們跟著他，高聲問著更多的問題。阮文壽沒有回答，只是和他們握手，拍拍他們的背。慈助會會長龔尊女圖薇（Cong Ton Nu Tuong-Vy，音譯）拉著他的手臂，她是越南文摩爾門經的主要翻譯員。
她問：「阮會長，你要給我們什麼忠告嗎？我該跟姊妹們說什麼呢？」
「進來吧，龔姊妹，」阮文壽說。「我會在聖餐聚會後，告訴你們我所知道的一切。」然後，他勸大家保持冷靜。「你們所有的問題都會得到回答。」
數十年來，越南一直處於分裂的情況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越南軍隊趕走十九世紀末以來統治越南的法國殖民統治者，國內衝突隨即爆發。當南越的敵對勢力抵抗共產統治時，該地區因而陷入激烈的游擊戰。美國軍隊與南越並肩作戰將近十年，但傷亡慘重，使得美國民意不支持越戰，導致美國逐漸退出戰爭。現在，北越軍隊正在逼近南部首府西貢，所有還留在當地的美國人都準備撤離。
隨著北越軍隊漸漸逼近，西貢分會的未來面臨嚴重威脅。即使分會每個月都有新成員加入教會，但一個星期前，所有後期聖徒傳教士已全部從該國撤離。兩百多名越南聖徒定期與來自美國的教會成員一起崇拜。現在，越南聖徒擔心北越會因為這種聯繫而懲罰他們。有些教會成員已經四散奔逃，其中許多人加入在空軍基地聚集的群眾，希望逃離這個國家。
當阮文壽進入教堂，坐在教室前面的座位時，他能聽到隆隆的砲火聲——有些爆炸聲聽起來近的嚇人。那一刻的諷刺意味不言而喻。戰爭將許多美國士兵帶來越南，他們把復興福音傳給他和眾多越南聖徒。現在，同樣的戰爭卻在撕裂這個分會。他覺得自己好像在參加這個小教會的喪禮。
阮文壽站起來，走向講臺，現場約有125位分會成員。他們看起來很焦慮，許多人流著眼淚。他的情緒也很激動，但他還是保持鎮定地主持聖餐聚會。聖徒們唱「聖徒齊來」，然後領受聖餐。接著，阮文壽作了見證，並邀請其他人也上台見證。但當聖徒站起來分享他們的見證時，他無法專心聽他們說的話。聖徒在這個危機重重的時刻指望著他，而他卻感到力不從心。
聚會結束後，阮文壽告訴聖徒，美國大使館願意撤離教會成員和任何正準備接受洗禮的人。但是聖徒若有家人不是教會成員，就必須選擇離開所愛的家人，或是留在越南。這個消息讓一些聖徒痛苦地哭喊著。「我的家人該怎麼辦？」他們問，「我不能丟下家人、自己離開！」
在分會成員的幫助下，阮文壽建立了一份撤離名單，確定了哪些聖徒將首先離開。儘管大使館提出了要求，但這份名單還是有數十位非成員，他們是分會成員的家人和朋友。阮文壽的妻子美蓮（Le My Lien；Lien，音譯）和三個年幼的孩子也在名單上。分會成員執意要阮文壽的家人立刻撤離，好讓他能專心撤離其他人。身為分會會長，阮文壽覺得自己有責任最後一個離開。
幾個小時後，美蓮帶著孩子們、她的母親和姊妹，飛離了西貢。
第二天，北越炮轟西貢機場，炸毀了跑道，導致軍用運輸機無法降落。在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裡，直升機撤離了剩餘的美國人和可以帶走的任何越南難民。阮文壽急忙趕去美國大使館，希望能為他和其他仍在西貢的聖徒找到出路。他趕到時，使館建築已著火，濃煙沖天。消防員和群眾聚集在外面，但大使館內卻空無一人。美國人已經離開這個城市了。
阮文壽和另一位聖徒陳文義（Tran Van Nghia，音譯）為了幫助其餘的分會成員逃脫，便匆忙跳上摩托車，駛向國際紅十字會尋求幫助。但是他們很快就遇到一大群人在單行道上驚慌失措地奔跑。一輛裝有大砲的坦克快速朝著他們駛來。
陳文義急忙轉向路邊，和阮文壽爬進一條溝裡躲了起來。坦克從他們身旁隆隆駛過，經過時地面都在震動。
一個星期後，1975年5月，黎美蓮在美國西岸加州聖地牙哥附近的一個軍營裡，走下一輛擁擠的巴士。在她眼前的，是個一望無際的帳篷城，供一萬八千名越南難民作為庇護所。草和沙子覆蓋了地面，幾棵樹木稀疏地點綴著地平線。孩子們穿著過大的軍裝夾克四處閒逛，大人們則面無表情地過日子。
雖然美蓮的母親和姊妹都在她身邊，但她還是感到失落。前往營地的這一路上她很想嘔吐。她沒有錢，不會說英語。她要一邊照顧三個小孩，一邊等待在越南的丈夫的消息。
在營地的第一天，美蓮和西貢分會的其他成員（大部分是婦女）受到義工的歡迎，義工佩戴著識別名牌，標示出他們是加州當地支聯會的成員。一位衣著整齊的女士自我介紹說，她是支聯會慈助會會長桃樂絲·赫利。她和其他的支聯會義工在那裡分發食物、衣物和藥品給難民聖徒，將他們組織到家庭教導的區域，並成立初級會和慈助會。對美蓮來說，慈助會姊妹看起來就像天使一般。
西貢分會的成員花了一整個下午參觀營地。美蓮和家人參觀食堂、紅十字會服務亭和戶外廁所區時，腳下的碎石沙沙作響。走了一整個下午的路，美蓮感到疲憊不堪。她的體重不到四十公斤，而且她的身體太虛弱，她沒有母乳餵養襁褓中的女兒小玲（Linh，音譯）。
那天晚上，美蓮盡力讓孩子睡得舒服。營地沒有給她毯子，只給她一張嬰兒床。她的兒子小武（Vu，音譯）和小輝（Huy，音譯）擠在嬰兒床上，嬰兒則睡在美蓮用床單和橡皮筋做成的吊床上。
美蓮沒有地方可以躺下來，只好坐在嬰兒床邊，靠著一根帳篷柱睡覺。夜裡很冷，寒冷的空氣只會讓她的健康每況愈下。不久，她被診斷出罹患肺結核。
儘管美蓮生病了，她還是每天早起，去領六小瓶給嬰兒的配方奶，並餵飽兩個男孩。用餐時，食堂裡擠滿了人排隊等候。她抱著女兒，幫忙兒子們拿盤子盛裝食物。等到他們吃完後，她才會回去取自己的食物。
看到其他孩子餓著肚子排隊等候，令美蓮十分不捨。由於食堂裡的配糧很快就發完了，美蓮經常會把食物遞給那些孩子，確保他們吃到東西。有些小孩還會把胡蘿蔔和花椰菜分給她吃。
她不斷祈禱，願丈夫能夠保持堅強，她相信，如果她能熬過自己的磨難，那麼他也能熬過他的磨難。飛離西貢後，她就再也沒有他的任何音訊。但在她抵達後幾個星期，七十員第一議會的施羅德·杜長老來到營地，向美蓮傳達了賓塞·甘會長的個人信息。在她抵達營地前不久，賓賽·甘會長曾拜訪難民營，與難民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