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教會的使命
1958年9月2日早晨，大衛奧·麥基會長從五千八百公尺的高空俯瞰大地。自從他奉獻紐西蘭聖殿以來，已經過了四個月，而他已搭上另一班飛機前往英國，要到倫敦奉獻聖殿。雖然對先知來說，在雲端翱翔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自從他帶領教會以來，已經飛了四十多萬公里——但是飛航的舒適和快速，仍令他感到驚奇。過去的總會會長，都不曾像他這般遠途、快速地旅行。
從飛機上看出去的景象，讓他聯想到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在前一年，蘇聯和美國將衛星發射到地球軌道，現在全世界似乎都對太空旅行的概念深深著迷。然而麥基會長相信，未來數十年會有更多非凡的改變，對教會而言更是如此。
他對一同搭機的聖徒說：「過去二十五年來，教會有極大的成長，如果我們確實有資格獲得主正開啟的機會，教會能更加壯大，並為世界帶來益處。」
麥基會長對英國傳道部尤其樂觀。使徒禧伯·甘在1837年開啟了英國傳道部。從那時起，約有十五萬人在不列顛群島上加入了教會，其中一半以上的人都移民到猶他，包括麥基會長的父母在內。麥基會長自己曾在那裡傳教兩次，第一次是在1890年代後期，擔任年輕傳教士，然後在1920年代初期，擔任歐洲傳道部會長。
但持續的移民出境、兩次世界大戰、經濟蕭條，以及大眾長期的誤解，都使得教會一直無法在英國大幅成長，現在只有大約一萬一千名聖徒居住在該地。儘管如此，新聖殿最近仍激起當地對教會的極大興趣。
麥基會長於9月4日抵達倫敦。三天後，來自不列顛群島和歐洲其他地方的聖徒齊聚一堂，參加奉獻典禮。這座聖殿位於倫敦南部的鄉間，一座老英格蘭莊園的土地上。在這塊約十三公頃的土地上，有寬闊的草坪、古老的橡樹，以及一排排的灌木和花叢。附近還有一個淺水池，倒映出聖殿簡潔的石藝和銅製尖塔。
麥基會長看到這棟建築物時，流下了淚水。他說：「請想像我活得夠久，得以在英國建造一座聖殿的心情。」
先知在獻上奉獻祈禱之前，懷著激動的心情談到教會在英國的發展。他說：「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我們盼望並祈求能出現一個讓各地正直之人更加了解我們的新時代。」
他宣告：「讓仁愛精神和愛人精神更加普遍，讓紛爭和衝突越來越少，這就是教會的使命。」
1959年初，葛肇媛姊妹和她的傳道同伴依蓮·瑟曼，與一群後期聖徒青少年搭上一列火車；這些青少年來自香港東北部，一個名叫大埔的鄉村地區。那天晚上，教會在市區租來的一個大廳裡，舉辦了一場舞會，而這些青少年對於參加舞會感到很緊張。他們都是教會的新成員，而且很少進市區。他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肇媛也不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這場舞會是教會在香港首次舉辦的「金碧舞會」。金碧舞會的名稱取自教會協進會的正式顏色，自1920年代起，金碧舞會便成為後期聖徒青少年的年度盛事，在男女青年協進會發展完善的地區更是如此。這些舞會讓年輕人有機會認識教會的其他成員，而美國傳教士則想讓華人聖徒認識這項傳統。畢竟，過去一年來，教會在香港增加了九百多人。
搭火車到市區大約花了一個小時。肇媛、依蓮和大埔的青少年抵達會場時，發現傳道部的協進會理事會——全部由美國傳教士所組成——盡了一切努力，讓這場舞會就像美國的金碧舞會一樣。金色和綠色的布條從天花板垂下，還有五百個氣球高高懸掛在舞池上方，準備好在晚會結束時只要拉動一條引繩，氣球就會全部灑落下來。至於點心，則是餅乾和果汁。
但舞會一開始，似乎不大對勁。有個喇叭接上了唱盤，傳教士用它來播放美國的流行舞曲。主辦單位只在大廳裡擺上少少幾把椅子，希望這樣能誘使年輕人走入舞池。但這招沒效，幾乎沒有人在跳舞。
過了一會兒，有一些香港聖徒開始播放他們喜歡的音樂，然後一切都改變了。傳教士似乎沒有考慮到當地人的偏好。他們播放的都是純音樂，而華人聖徒想要的是由人唱出的歌曲。這些聖徒也偏愛跳慢板的華爾滋、恰恰和曼波舞，而傳教士沒有播這種音樂。音樂一改變，大廳裡的每一個人都擠到舞池中跳舞。
雖然一開始有點狀況，但金碧舞會最後還是很成功。不過，在舞會原定結束時間之前不久，有人釋放了頭頂上的氣球，讓氣球掉落到下方的人群中。華人聖徒以為舞會結束了，就迅速朝門口走去。傳教士試著叫他們回來，至少作個閉會祈禱再走，但為時已晚，幾乎所有的人都離開了。
整個晚上，肇媛都很開心地看著大埔的聖徒和該地區的其他年輕人交誼。到目前為止，在大埔服務是她傳教生涯的巔峰時刻之一，她在那裡的時光鞏固了她的見證。
但在金碧舞會的幾個月後，她發現自己即將離開。席會長要派她去台灣，這座在東方六百五十公里處的島嶼。
同一年，十二使徒定額組的賓塞·甘長老第一眼見到巴西里約熱內盧時，就為之著迷。高聳的青山和海濱的摩天大樓都披上了晨霧。不過，甘長老和妻子嘉美娜從他們乘坐的遠洋郵輪的甲板上，能輕易看到這座城市最有名的景點：救世基督像，這座俯瞰著港口、高38公尺、華麗耀眼的救主雕像。
在甘長老夫婦為期兩個月的南美洲傳道之旅中，里約熱內盧是第一站。大約有八千名聖徒居住在南美洲，且該地各處的分會正穩定地成長。麥基會長和他的諮理迫不及待要支援這些會眾，最近核准將教會的建築計畫擴及南美洲，授權執行二十五座教堂的興建工程。
甘長老與南美洲聖徒談話時，想要了解他們的需求，並找出教會可以用哪些方式幫助他們完成主的事工。他和甘姊妹都生長在美國和墨西哥的交界處，有許多原住民居住的地區。蒙召喚擔任使徒的幾年後，甘長老接受了喬治·斯密會長的特別指派，去施助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此後，他曾在北美洲參與為這群聖徒安排的各項大會與計畫，並希望在南美洲也推動類似的事工。
但或許最重要的是，甘長老很期待此行能與他將見到的許多聖徒交談。一年半前，醫生切除了他喉嚨中罹癌的聲帶。他曾一度擔心自己可能再也不能說話了。但是經過許多祈禱和聖職祝福後，他學會用沙啞的低語聲來溝通。他很感謝天父賜下的奇蹟。
甘長老夫婦在巴西短暫停留後，便前往阿根廷造訪，教會在那裡有25個分會和大約2,700名成員。自1920年代傳教士抵達阿根廷以來，教會的分會已擴展到該地區其他西班牙語系的國家。1940年代，傳教士進入烏拉圭、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和薩爾瓦多。到了1950年代，復興的福音開始傳到智利、宏都拉斯、巴拉圭、巴拿馬和祕魯。
在阿根廷待了幾天之後，甘長老夫婦向西前往智利，教會在那裡有七個分會和大約三百名成員。智利自1955年以來一直都屬於阿根廷傳道部，且許多傳教士都認為，該國是傳道部中最願意接受福音的區域。
甘長老夫婦從阿根廷傳道部前往烏拉圭，與孟都和其他城鎮的聖徒會面。然後他們回到巴西，對傳道部的情況進行更詳細的檢視。他們取道南巴西，在壯維市停留，這裡是教會最初在該國紮根的地方。在那裡，甘長老遇到一位具有非洲血統，因而無法持有聖職的教會成員。那人很氣餒，認定聖職的限制使他無法擔任教會的任何召喚。
他說：「我連門衛都當不了，對吧？」
甘長老感到心頭一沉。他說：「不需要聖職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服務。」他希望這項保證能帶給這個人一點安慰。
在巴西的其他聚會中，甘長老並沒有看到許多黑人聖徒，這讓他覺得聖職限制對於教會在此地的發展，或許不是立即的障礙。但他了解到，有將近百分之40的巴西人口具有非洲血統，使得教會在該國未來的成長將遇到許多問題，特別是在黑人人口較多的北部各州。
甘長老夫婦行程的最後一站是聖保羅，他們在那裡認識了希流·卡馬哥和他的妻子妮兒，她在丈夫受洗後不久也加入了教會。這對夫妻帶著他們一歲的兒子米爾頓前來，請甘長老給予聖職祝福。米爾頓出生時很健康，但最近他的四肢卻喪失了力量和協調性。醫生擔心他可能罹患小兒麻痺症，這種會使人癱瘓的疾病，正折磨著世界各地許多的兒童和成人。甘長老祝福了那個男孩。第二天，米爾頓抓著嬰兒床的護欄，第一次站了起來，這讓卡馬哥夫婦欣喜若狂。
在南美洲還有其他許多人向甘長老請求聖職祝福，而他也很高興能用這種方式為人服務。但是他很驚訝地發現，有許多符合資格的男孩和男人沒有如期獲得聖職的晉升，這與教會的做法相違背。舉例來說，希流帶著兒子到甘長老面前接受祝福的原因，是他雖然已經在教會活躍了將近兩年，卻還沒有麥基洗德聖職。
此外，甘長老得知傳教士往往不太願意將分會和區會的責任委派給當地的聖徒。結果就導致南美洲的教會成員中，很少有人在教會裡具備領導和教導的經驗。傳教士忙於本應由當地聖徒去做的事，導致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去宣講福音。
此行結束時，甘長老認為要推動某些改變。北美以外的許多聖徒，參加的是由區會和傳道部領袖督導的分會，而這些領袖通常來自美國。在這些地區成立支聯會，將能讓更多聖徒擁有自主性，在當地管理教會。
1958年5月，紐西蘭聖殿奉獻的一個月後，教會在奧克蘭成立了一個支聯會。這是北美洲及夏威夷以外的第一個支聯會。甘長老相信，阿根廷和巴西的幾個地方很快也將準備好成立支聯會，因此他鼓勵傳道部的領袖們，要努力達成這個目標。最後他說，教會已準備好在智利和祕魯成立一個新的傳道部，並在巴西成立第二個傳道部。
旅程結束後不久，他告訴總會會長團：「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所做的，僅僅只是『翻動表土』。在南美洲各國積極宣教的時機確實已經成熟了。」
葛肇媛於1959年7月下旬抵達台灣，大約就在席會長派遣第一批後期聖徒傳教士到台灣的三年後。台灣當時的教會成員不到三百名聖徒，其規模和組織都不如香港的教會。儘管如此，傳教士仍在該島上為數眾多的中國難民當中尋找可教導的人，這些人說的語言主要是國語，也就是肇媛所說的語言。
肇媛和同伴黛西·柯雷格在新區域安頓下來後，拜訪了任職於台灣主要立法機構的皮以書女士。皮女士與肇媛的繼母曾一起求學，繼母給了肇媛一封介紹信，要她轉交自己的老友。肇媛迫不及待想幫助皮女士看到教會能給予台灣人民的祝福。
肇媛和黛西在會面時，給皮女士看了介紹信，而她則邀請她們坐下。有位服務生端出了一套美麗的茶具，皮女士為客人準備了格雷伯爵茶。
雖然喝這樣的茶違反了智慧語，但肇媛知道公開拒絕主人準備的茶，在對方的文化中是會冒犯人的。然而，多年來，傳教士和成員不停構思一些不失禮貌的方法，來避免飲用他人提供的茶。舉例來說，香港有位精通社交禮儀的華人聖徒陳冠友建議，傳教士只需要先接受茶，然後慎重地把茶放在一邊就好。他向大家保證：「華人絕不會強迫朋友喝茶。」
肇媛和黛西有禮地拒絕了茶，她們向皮女士說明，他們來台灣是為了教導人們服從，並成為社區裡的好成員。但皮女士還是繼續邀請他們喝點茶。
肇媛終於說：「女士，非常抱歉，我們不喝茶。」
肇媛回答說：「教會教導我們要遵循一項稱為智慧語的原則，使我們保持身體健康，心智清晰。」她接著解釋說，教會成員不喝咖啡、茶或酒類，也不使用煙草或鴉片之類的毒品。當時教會的領袖和出版品也提出警告，不要飲用其他任何含有成癮物質的飲料。
皮女士沉思了片刻，問說：「那麼，你們可以喝什麼呢？」
肇媛說：「能喝的有很多，像是牛奶、水、橙汁、七喜、汽水。」
皮女士請她的服務生把茶具拿走，然後拿一些冷牛奶給傳教士。然後，皮女士祝福他們能順利教導台灣的人民。她說：「我希望我們的人民成為更好的社區居民，變得更健康且更服從。」
隨後的幾天和幾週內，肇媛與許多人分享了復興的福音。華人基督徒對教會最感興趣，但有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也受此吸引。台灣有些人是無神論者，對基督信仰或教會沒什麼興趣。對其他人來說，沒有中文版的摩爾門經或教會的其他文宣品，成了一項阻礙。
教會在台灣的成長很緩慢，但加入教會的人深知他們洗禮聖約的重要性。在成為後期聖徒之前，他們必須完成所有的傳教士課程，經常參加主日學和聖餐聚會，遵守智慧語和什一奉獻律法至少兩個月，並承諾遵守其他誡命。在台灣，許多和傳教士見面的人，在訂下洗禮日期前，已經很積極地參與他們分會的聚會。
肇媛在這島上的主要責任之一是鞏固慈助會。台灣的慈助會原本都一直由美國長老所帶領，直到那一陣子為止。1959年初，席會長派了一位名叫貝蒂·詹森的傳教士，在台北和台灣的其他城市成立慈助會，訓練女性領袖，情況才有所轉變。現在，肇媛和其他姊妹傳教士繼續執行貝蒂的工作，從一個分會到另一個分會，給予慈助會所需的支援。
肇媛的傳道工作於1959年10月1日結束。在她服務的期間，她對福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感受到自己的信心增強了。對她而言，教會在香港和台灣的成長，應驗了先知但以理的夢境。
教會確實就像一塊非人手從山上鑿出來的石頭，滾動出去，充滿全地。
葛肇媛結束傳道時，四十七歲的拉瑪·威廉正在鹽湖城教會傳道部門的辦公室工作。每當支聯會或傳道部領袖需要教會書刊，或像是照片之類的視覺輔助教材時，他就會寄給他們。如果有人索取有關教會的一般資訊，他的辦公室會寄給他們一些資料閱讀，以及如何聯絡距離最近的傳教士的指示。
拉瑪並沒有親自處理每一項請求，但他要求祕書，如果索取者來自不常見的地方，就要通知他。
這就是他認識奈及利亞的開始。有一天，他的祕書帶來了阿尼斯·約翰·艾孔的請求，這人是來自奈及利亞阿巴卡的牧師。阿尼斯·約翰從一位基督新教牧師那裡取得了一本小冊子，內容是關於約瑟·斯密的故事，然後他填寫了一份表格，想索取有關教會的更多資料，邀請傳教士來訪，也想知道離他最近的後期聖徒教堂地點。
拉瑪不知道奈及利亞的確切位置在哪裡，因此他和祕書在辦公室的地圖上找出它的地點。由於那裡位於西非，他們立刻知道這項請求會很難達成。非洲唯一的會眾單位遠在數千公里之外，位於非洲大陸的最南端，所以他無法派傳教士過去，也無法提供教堂地址。他也知道，如果阿尼斯·約翰是位黑人，他會有資格受洗，但無法獲得聖職。
拉瑪心想：「我們必須慎重處理。」他把一些小冊子和教會書籍裝箱，包括六本摩爾門經在內，寄到阿尼斯·約翰的地址。
不久後，這位牧師回覆了。他寫道：「我得要感謝你慷慨送給我的禮物。」拉瑪從信中可以推斷，阿尼斯·約翰是相信復興福音的會眾之一。
接下來幾個月間，拉瑪和阿尼斯·約翰隔著大西洋互通書信。阿尼斯·約翰邀請拉瑪到奈及利亞教導他的會眾。拉瑪想要接受這項邀請，但他知道若要獲得總會會長團核准，派任何人到奈及利亞，都是需要時間的。不過，他讓教會領袖知道奈及利亞人渴望獲得更多資訊，並繼續與阿尼斯·約翰和其他與他聯絡的人保持聯繫。
1960年2月，拉瑪寫信給阿尼斯·約翰，詢問他是否能取得錄音機。如果教會沒有召喚傳教士到奈及利亞，他至少可以把福音課程的錄音寄給這位牧師和他的會眾。不幸的是，阿尼斯·約翰沒有錄音機，也沒有錢買。但他把自己的照片寄給拉瑪。照片裡是一位年輕的黑人男子，坐在兩個年幼的孩子中間。他穿著西裝、打著領帶，臉上露出誠摯的神情。
阿尼斯·約翰也告訴拉瑪，他的會眾已經開始自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他們很渴望認識拉瑪，並成為教會的成員。阿尼斯·約翰告訴拉瑪：「如果每個靈魂都有翅膀，我們所有的人都會想飛去鹽湖城，親自聽你說話、見你一面。」
拉瑪回覆說：「我很榮幸聽到你希望我來奈及利亞，但是我需要由本教會的會長團指派，才能擔負這項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