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世上沒有任何力量
1960年一整年，亨利·伯哈特一直努力不讓教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瓦解。東德禁止所有外國傳教士在其境內傳教，因此東德聖徒已擔負起全部的責任，要在自己的國家中傳教。然而，由於傳教士受到限制，無法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因此他們所能接觸到的人很有限。到了十月，政府禁止全部時間傳教士到教會沒有大批會眾的城市服務，也終止了慈助會、協進會和初級會幾乎所有的活動，他們聲稱只有政府能提供國民休閒娛樂。
有位官員告訴聖徒，政府不喜歡教會的原因是：「你在教會裡能擁有所需的一切。」
不久，東德的教會便已不復昔日盛況。許多東德聖徒不願繼續忍受這樣的情況，便逃離該國，前往西德尋求更多的宗教自由和經濟機會。離開的人不是只有聖徒。成群的人離開東德，經常越過東西柏林的邊境。
這次大規模的遷徙，讓東德政府及其蘇維埃盟國顏面無光。包括亨利在內的許多人相信，政府遲早會關閉通往西柏林的所有入口。由於傳道部位於西柏林，亨利擔心如此的劇變會將東德聖徒與教會及其他成員隔絕。
12月18日，歐洲傳道部會長暨十二使徒定額組助理奧文·戴爾來到東德，與亨利和當地教會其他領袖談論他們負責看顧的聖徒的福祉。
東德的教會領袖報告了當時嚴峻的情況。政府對最近出版的書籍或其他印刷品，已設下嚴格的進口限制。這些限制讓聖徒根本無法取得新的教會雜誌、課本或詩歌本，除非他們從西德走私進口。分會出席人數不斷下降。教堂還可以使用，但有些需要維修。青少年聚會現已中止，由國家贊助的計畫正引導許多年輕人遠離宗教。亨利解釋說，分會有時會偷偷舉辦青少年活動，但聚會中的每個人都明白這樣做很危險。
東德貨幣不斷貶值，政府的福利計畫也少的可憐。有許多聖徒太窮，付不起食物和燃料，只能用教會福利帳戶的款項來購買燃煤和馬鈴薯，或者是挨餓受凍。
會議結束後，戴爾會長私下與亨利談話，對東德傳道事工的狀況表達憂心。東德政府不只大為限制傳教士可以傳教的場所和方式，還期望所有體格健壯的男性都能受雇於支薪工作，而全部時間傳道服務被視為可能有損東德的經濟發展。大部分的傳教士都依賴當地分會或西德聖徒的財務支援，這也是一個問題。對戴爾會長來說，這實在像是有薪酬的神職人員。基於這些原因，他請亨利卸任所有在東德服務的全部時間傳教士。
起初，亨利不太願意遵從這項要求。傳教士已經不再挨家挨戶分享福音，因此教會並沒有為政府帶來任何麻煩。此外，教會的某些分會仍然依賴傳教士的聖職領導。如果傳教士卸任，分會可能會分崩離析。然而，儘管亨利有所保留，卻仍然尊重戴爾會長，並遵從他的忠告。
幾個月後，東西德年輕的聖徒聚集在西柏林，舉行協進會大會。每個人都知道邊境隨時可能關閉，因此空氣中彌漫著焦慮的氣氛。然而，年輕的聖徒一次又一次針對一個共同的主題作見證：他們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但即使再也沒有機會相聚，他們也知道福音在政局分裂的兩邊都是真實的，
在中歐、東歐和世界其他地區陸續出現威權政府，讓麥基會長非常擔憂。十多年來，他一直目睹這樣的政府獲得權力、倡導無神論並破壞宗教信仰，就像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而教會都曾在這些地方蓬勃發展。
然而，聖徒熱切的奉獻給了他希望。美國和西歐正經歷經濟的高度發展，有些人擔心社會越來越關心財富與地位，而非關心神。麥基會長並不認為教會成員有這樣的問題。他與世界各地的聖徒見面時，很欽佩他們的無私。他在1961年1月對一位記者說：「我認為此刻的教會成員具備有史以來最高的靈性——更願意付出和服務。」
聖徒慷慨繳付什一奉獻和其他捐獻，這讓他特別感動。資助主的事工，一直是過去好幾代教會成員的挑戰。聖徒的捐獻，加上仰賴義工服務和各種商業利益的營收，使得教會得以繼續資助其許多計畫，包括教育、福利、傳道和建築計畫。
雖然建築計畫所費不貲，但麥基會長相信，這項支出對教會的成長至關重要。他說：「這些建築物的目的，不是在築好圍牆、安放屋頂、蓋好尖塔，並獻上奉獻祈禱後就完成了；這些建築物是為了啟迪靈魂而建造的。」
世界各地的新教堂是重要的聚集地，讓聖徒可以在那裡崇拜神，並彼此交誼。1959年，在德州丹頓這個美國南部的一個小城市裡，有二十幾位教會成員開始在約翰和瑪格麗特·波特的家中聚會。這群人超出波特家可容納的人數後，他們就轉往一棟兩層樓高、屋頂漏水的空房子裡聚會。到了1961年，這個小團體已成為一個有足夠活躍成員的分會，能向教會建築委員會申請教堂興建許可。
當時，教會希望住在傳道部範圍內的成員，捐出相當於新教堂建築費用百分之30的金額。若是支聯會，期望值則是百分之50。為了鼓勵丹頓的聖徒捐獻蓋教堂，支聯會會長厄文·艾克森在成員捐獻的金額首次達到1,000美元時，又自掏腰包加上一倍。在教會的核准下，約翰·波特親自買了一塊1.2公頃的土地，將其中0.4公頃賣給一家餐廳，並捐出另外0.8公頃作為興建教堂之用。
在1960年代初期若要興建教堂，會眾有幾個經教會核准的建築方案可供選擇。有些方案讓教堂能依照支會或分會的大小和成長狀況，分為兩、三個階段來興建。建築物的第一階段包括了教室和大型的多用途空間，可用來作為會堂。第二階段新增了一間大型的會堂和初級會教室，第三階段則有康樂廳、廚房和更多房間。由於分會成長迅速，丹頓的聖徒選擇前兩個階段合併的方案，來建造一座教堂。雖然這項工程是由教會雇用的監造單位來管理，但丹頓的聖徒提供了大部分的勞力。
有位名叫賴理·史瓦森的分會成員，是一位家具木工，他為會堂的木質部分精心雕琢。賴理是當地的歸信者，為了加入教會而戒了菸。工程開始時，他開始上晚班，好讓自己能擔任全部時間的義工，白天在教堂裡工作。
隨著世界各地不斷興建教堂，教會也計劃在鹽湖城興建一座大型辦公大樓，為總會領袖和教會職員提供工作空間。此外，正在規劃的還有聖殿廣場的新訪客中心、在鹽湖城附近山區深處存放族譜紀錄的儲藏庫，以及加州奧克蘭的一座新聖殿。
麥基會長也從教會的青少年身上，以及他們分享福音的渴望中找到希望。1959年，他邀請每位教會成員去尋找、教導新成員和準歸信者，並與他們交誼。從那時起，傳道事工便開始加速，特別是在大不列顛，新聖殿在此確實開啟了教會的「新時代」。英國傳道部的歸信者受洗人數開始大幅增加，尤其是年輕人，這促使教會於1960年3月成立英國北區傳道部和曼徹斯特支聯會。一年後，麥基會長再次回到英國，成立了倫敦支聯會，並在倫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園附近，奉獻了一座美麗的新教堂。
麥基會長在大不列顛的期間，重申他對每位成員參與傳道事工的邀請。他提醒英國北區傳道部的傳教士：「如果每位成員都能負起這項責任，世上就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教會成長。」
麥基會長從大不列顛返國幾個月後，總會會長團收到來自拉瑪·威廉的一份備忘錄，談到他從多位奈及利亞人那裡收到的數十封信。拉瑪寫道：「這群為數眾多的人無疑是神的孩子。如果福音要傳給他們，依我之見，現在就是研究如何開始這項事工的時機。」
這些奈及利亞人對復興的福音感興趣，麥基會長已有耳聞。在前一年，他請從南非回來的傳道部會長格蘭·費雪造訪奈及利亞。格蘭的報告顯示該國已準備好進行傳道事工，這讓麥基會長在收到拉瑪的備忘錄前，有許多事情要好好思考。
1961年7月1日，麥基會長在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定額組的會議中談到此事。他知道教會的聖職限制會為奈及利亞的傳道事工帶來嚴峻的挑戰，他把這個情況比作古代使徒在將福音傳播給外邦人時所面臨的兩難處境。這些使徒直到彼得從神那裡獲得啟示後，才採取行動。
麥基會長曾尋求主對於聖職限制的指引，但他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他目前並不打算在奈及利亞開設傳道部，除非他也能得知主的旨意。
儘管如此，他仍相信拉瑪是對的。教會需要更多的資訊，於是他提議派遣教會代表前往奈及利亞，觀察奈及利亞人的信心。在討論完這件事之後，使徒們都支持先知的提議。
大約在同一個時候，十六歲的蘇西·陶斯每天都有例行事務要做。她每天下課送完報紙後，都會回家並請父親同意她加入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她對教會感興趣已經大約一年了。有位朋友邀請她參加英國貝弗利當地分會的青少年活動，而蘇西很快就開始喜愛上復興的福音。但她信奉天主教和衛理公會的父母，認為她加入教會的渴望只是一時興起，因此他們拒絕同意她受洗。
然而，蘇西依然下定決心要成為後期聖徒。當時在不列顛群島上，她是受到教會吸引的成千上萬人之一。他們許多人像蘇西一樣，透過新的傳道回條計畫認識了教會，這項計畫鼓勵聖徒邀請朋友和家人參加教會聚會，並讓他們與傳教士聯絡。事實上，蘇西的朋友介紹她認識教會的那時，英國傳道部近期的洗禮當中，百分之85以上都來自回條。
蘇西從認識教會起，就面臨極大的反對力量。她拿到一本摩爾門經後，就帶到她的天主教神父那裡，請求允許她閱讀。他平常是個和藹的人，但是當她把書拿給他看時，他的態度卻截然不同。他說摩爾門經是屬魔鬼的，並指責她用異端之物玷汙了他的房子。然後他從她手裡搶走那本書，丟進壁爐裡。書剛好沒被燒到，蘇西趕在神父轟她出門之前，設法救回了那本書。
她後來說：「好吧，這下沒有回頭路了。」
不久，她就開始固定出席貝弗利分會的聚會。蘇西在一座裝飾華麗的天主教堂裡崇拜多年後，如今和一小群人在旅館的房間內進行崇拜，房間裡只有空蕩蕩的地板和硬梆梆的木椅，這一開始實在讓她覺得很奇怪。但參加完第一次聖餐聚會後，她感受到一股溫暖的感覺向她證實，她在那裡聽到的話是真實的。聖靈向她作了深刻的見證，讓她知道自己必須再回來。
她在協進會聚會中也有類似的靈性感受，而那裡的人多了不少。有些青少年像蘇西一樣，是透過朋友介紹來教會的。有些男青年則是透過和傳教士打棒球而找到教會的。數十年來，傳教士不斷透過運動來認識年輕人，並讓他們和他們的父母認識教會。最近，棒球在英國的傳道部特別受歡迎，許多男青年加入了教會，為的就是可以參加傳教士組織的隊伍。由於當時的傳道部領袖經常表揚並獎勵受洗人數比其他人多的傳教士，這讓有些傳教士把心力放在年輕人身上，因為他們通常比成年人更願意受洗。
雖然這些年輕歸信者通常在受洗前上過一些福音課程，但他們往往更有興趣成為球隊的一員，而不是參加教會。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的洗禮並沒有帶領其他家人加入教會，因此貝弗利分會和不列顛群島上其他大部分的分會，都有數十位只有名字出現在教會的青少年。
不過，一週又一週過去，蘇西不斷參加教會聚會，也和父母談到洗禮的事。有一天，她送完報紙回家後，發現正在修車的父親，雙腳從車底露出來。她說：「爸爸，我可以受洗嗎」？
他從車底回答：「是的，你可以，丫頭。如果這對你來說意義重大，就去受洗吧。」
蘇西嚇了一跳，又問：「爸爸，你是認真的嗎？你要不要再說一次？」
他又說了一次可以。如果她想要，就可以受洗。
「謝謝你！」她大喊說，「謝謝你！」她立刻騎腳踏車到傳教士的公寓，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她的父親改變了心意，但他們兩人卻都不感到震驚。
她問說：「你們為什麼都不驚訝？我很驚訝。」
他們解釋道：「我們知道他會同意的，因為我們一直在為你禁食。」
1961年8月13日清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西柏林邊境周圍設置了路障。坦克緩緩駛進了邊境的出入口，士兵在附近建築物的窗戶上架設了機關槍。在布蘭登堡門這座位於市中心的歷史紀念碑旁，聚集了一大群滿懷憤怒和困惑的民眾。第二天，工作人員拿起機具在紀念碑前的街道上開始施工，他們在一排武裝警衛的後方，用水泥塊和鐵絲網築起一道很長的臨時牆體。
圍牆迅速砌起，這讓亨利·伯哈特感到不安。就像他所擔心的那樣，封閉的邊境切斷了與西柏林的通訊。他無法打電話、傳電報或寄信給傳道部辦公室。他前一天還能自由地越過邊境，如果他現在試著這樣做，警衛就會阻止他——甚至擊斃他。
他心想：「這事工要如何繼續呢？」雖然東德的區會和分會已經在當地領袖的帶領下運作，且成員傳教士大多已取代了全部時間傳教士的位置，但亨利一直仰賴與位於西柏林的柏林傳道部保持某些聯繫。那道牆在他們之間形成一道實際的屏障，接下來會變得怎麼樣呢？
亨利在八月底得到了答案。東德雖然禁止其公民出境，但允許有特別許可的西德居民進入其國境內。8月27日，柏林傳道部會長波西·費茲及他的一位諮理大衛·歐文，在東柏林與亨利和其他聖徒會面。這兩個人在入境之前，清空了他們的車子與口袋，避免攜帶不必要的物品。他們在檢查站發現一排員警和士兵，正攔下數千名民眾。士兵將群眾分開後，費茲會長得以緩慢前行，駕車穿過重重障礙物，直到他抵達城市的入口。
亨利和聖徒見到傳道部會長，莫不欣喜萬分。雖然拜訪的時間很短，但在隨後的幾個月，費茲會長和教會其他領袖也進行了類似的拜訪。他們謹慎行事，知道自己在東柏林的出現，可能會將自己和聖徒置於險境。幸運的是，新的限制似乎並沒有動搖東德聖徒的決心。參加聖餐聚會的人數增加，有許多人堅定地見證福音是真實的。
亨利在當地領袖的一場大會上承認，對東德的聖徒來說，當前的情況並不理想。他提醒領袖們：「主的事工絕不可因人為的情況而受阻。這或多或少取決於我們，以及我們如何履行召喚——是否讓神的事工繼續在這個國家順利向前推進。」
在1961年10月總會大會的幾個星期前，大衛奧·麥基會長邀請海樂·李長老到他位於鹽湖城的辦公室。先知在那天早上六點三十分醒來，清楚感覺到應該要在即將舉行的聖職大會中介紹一項新計畫，以統一教會課程。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教會的每一個組織——主日學、初級會、男女青年的協進會、慈助會、聖職定額組——都各自撰寫每週的課程，彼此無關。從1900年代初期開始，教會領袖就強調必要的教義和除去重複或重疊的課程，藉此尋求方法協調教會各組織和定額組每週的課程和活動，但這些努力都是零星而短暫的。
麥基會長曾參與早期的一些協調統合工作，而他認為該是再試一次的時候了。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成員都是在過去十年間加入教會的，而目前的課程未必能滿足新聖徒的需求。先知特別擔心課程中出現錯誤的概念，或偏離了基本的福音教導。他想要以福音的基本原則為基礎，以設計統一的課程。
他說：「我們心目中唯一有效的計畫，就是用來拯救靈魂的計畫。」
一年多來，李長老和一個小型委員會不斷研究這件事，他也希望教會中的教導能更強調救恩的教義。最近，他得知教會出版的訓練教材，在使徒們過目之前，就已分發給當地的會眾，這讓他感到很苦惱。他希望這項新計畫能確保課程和指導手冊在送達聖徒手上之前，都得到充分的審閱。他相信，教會各組織之間更妥善地協調統合，就能消除混亂的情況。
委員會一同合作，提議將教會課程寫在一項新的組織原則下。課程教材將不是由每個總會組織自行撰寫，而是在三個委員會的督導下進行；這三個委員會是分別為了協助兒童、青少年和成人而成立的。
教會各個組織的代表，不論男女，都會幫忙研擬一套課程，著重在幾個核心的救恩原則上。十二使徒定額組會督導他們的工作，由四位使徒帶領的教會總協調議會，將督導這三個委員會的工作。
委員會按照年齡組別來安排課程，以避免課程中出現不必要的重複。而與總會持有權柄人員一起研擬這些課程，則能讓他們拜訪世界各地成員的經驗，注入課程內容之中。
委員會擬定提案後，總會會長團和十二使徒定額組便審閱並核准，正好讓李長老在十月總會大會的聖職大會上，及時向聖徒介紹這項新計畫。
李長老說：「在推行這樣的計畫時，我們可能也期望教會課程、教會出版品、教會建築物、教會聚會，以及主事工許多其他重要層面的整合與簡化。」
李長老確信麥基會長開始協調教會課程的舉動，是受靈啟發的。他見證說：「如果我們把眼光專注在本教會總會會長的身上，就會看到他所採取的行動，是用最有效的方法，為人類兒女的救恩效力。」
總會大會後不久，拉瑪·威廉就搭上了往奈及利亞的班機。拉瑪在行李中裝了一台照相機和錄音機，以便將他所遇到的人的臉孔與聲音記錄下來，日後與總會會長團分享。他此行的同伴是名叫馬文·瓊斯的二十歲傳教士，正要前往南非傳道部。
他們的目的地是哈科特港，這個奈及利亞的海岸城市擠滿了等待他們的人，他們當中幾乎包括所有曾與拉瑪通信的人。不過，群眾中卻沒見到阿尼斯·約翰·艾孔，就是他的信件讓拉瑪首次將注意力轉向非洲。
拉瑪問候他這些朋友時，很驚訝地發現他們並不都認識彼此。他以為他們一直在一起學習福音。其中有個人名叫馬太·尤多-伊特，他寫給拉瑪的信最多。他帶拉瑪和馬文到他狹小的家，那裡有一群人聚在一起，要聆聽他們說話。這裡的空氣比拉瑪所習慣的空氣更熱更濕，但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裡，他教導這些人，並回答他們對教會的問題。
拉瑪在奈及利亞的第一個星期日，在馬太的會堂對另一大群人說話。人們從好幾公里外的地方過來聽他說話。他教導他們有關神組和大叛教的事，以及透過約瑟·斯密復興的福音。他解釋聖職的限制，並說他來到奈及利亞，就想知道他的朋友們在明白自己不能持有聖職時，是否還會對教會感興趣。
演講結束後，他把時間交回給馬太來結束聚會。突然間，會眾中有人開始用拉瑪聽不懂的語言說話。拉瑪看向馬太，希望他能翻譯。
拉瑪很驚訝，他以為這些人會感到疲倦或飢餓。相反地，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裡，他們分享了自己的見證。
他們當中有一位白髮老人，穿著白襯衫，腿上裹著玫瑰色的布料，腳上則沒有穿鞋。他說：「我六十五歲了，而且還生了病。今天早上，我走了二十六公里的路來到這裡。」
他繼續說道：「我沒有見過麥基會長，也沒有見過神。但是我見到你了，我要負責，親自回到麥基會長那裡，讓他知道我們的真心誠意。」
會眾中的一位婦女就只問拉瑪說：「你要讓我們對教會的這股熱愛白費嗎？」
過了一個多星期，拉瑪終於在烏約鎮見到了阿尼斯·約翰·艾孔。拉瑪得知他的這位朋友趕了超過一百六十公里的路，要到機場迎接他，卻不知為何錯過他了。阿尼斯·約翰讓拉瑪看他家中的牆壁。他用教會雜誌中總會持有權柄人員的文章和照片裝飾牆面。
奈及利亞人的信心一次又一次地讓拉瑪欽佩不已。他得知有將近一百群的會眾，總計約五千人想要加入教會。然而，只要聖職和聖殿的限制還在，他就看不到奈及利亞未來的路。他想要向這些新朋友保證，他們國家未來必定會有傳道事工，但他知道自己並未獲授權這麼說。
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堅決認為，只要我向總會會長團報告時盡了本分，教會就會來到奈及利亞。他們並不明白，我在這種決定所需的最後分析過程中，是多麼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