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在任何其他國家
1968年10月初，伊賽貝兒·桑塔納正在貝內梅里托中學就讀二年級。這所教會學校目前有一千兩百名學生，是伊賽貝兒抵達那裡時的兩倍以上，而校區也經過擴建，有一座新的禮堂兼體育館、一間小型雜貨店、兩間店鋪和一所接待中心，另外還有三十五間住宅房。以東·譚納會長年初來到墨西哥市奉獻新建築時，大會堂唱詩班也來到奉獻典禮上獻唱。
伊賽貝兒和妹妹希爾達很快就適應了學校的生活。伊賽貝兒生性害羞，但她不願讓這樣的害羞個性阻礙自己接受教育。她結交了一位好朋友，學著克服她所遇到的文化差異，並盡力與不認識的人交談。
她也努力向學，時常在學校尋求師長的忠告。指導她的師長之一是伊夫蘭·維拉羅伯，他年輕時曾在墨西哥就讀教會學校，後來前往楊百翰大學主修農業學。他很有幽默感，伊賽貝兒和貝內梅里托中學的其他學生，都覺得與他毫無隔閡。遠離家鄉來讀書的他們，視他為導師、嚮導和父親。
另一位啟發她的老師是麗諾兒·以斯帖·葛門迪亞，在學校教物理和數學。伊賽貝兒就讀一年級時，麗諾兒請喜歡數學的學生舉手。有許多人舉了手。她又問有誰不喜歡這一科。伊賽貝兒舉起手來。
「你為什麼不喜歡數學呢？」麗諾兒問道。
伊賽貝兒說：「因為我看不懂。」
「你會在這裡學會的。」
麗諾兒上課的內容並不容易。但有時她會給全班一項作業，然後叫每位學生到她的辦公桌前，和她一起解數學題。不久，伊賽貝兒就能夠在腦中解題——她從未想過自己會有這樣的能力。
伊賽貝兒就像許多同學一樣，要在學校與工作兩項責任之間保持平衡。教會吸收了大部分的教育成本來降低學費。而為了支付其餘的費用，有些學生會打掃校舍，或在校內的乳製品門市打工。伊賽貝兒在學校找到了一份電話接線生的工作。她會坐在一個窄小的電話間裡好幾個小時，利用總機上的插線和號碼，來連接校園內的電話。這工作很簡單，所以她經常帶著一本書來消磨時間。
當時，全球各地的大學生都在向他們的政府表達抗議。在墨西哥市，有許多學生走上街頭示威，要求在經濟和政治上更加正義。他們也痛恨美國對墨西哥政治領袖的影響。在學生們的想法中，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會讓強權國家趁虛而入，操控較為弱小的鄰國。
讓事情更複雜的是，墨西哥市正準備主辦夏季奧運——這是首次在拉丁美洲國家舉辦的奧運會。1968年10月2日，在奧運會開始前十天，墨西哥武裝部隊在墨西哥市的特拉特洛爾科廣場朝示威民眾開槍，造成將近五十人死亡，導致緊張情勢達到巔峰。在隨後的幾個星期，政府逮捕了學生運動的領袖，且政府與媒體都試圖淡化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的暴行。
貝內梅里托中學很接近傷亡事發地點，而伊賽貝兒也很難過聽到有人喪命。但是她覺得在學校裡很安全，因為大部分的學生和教師都沒有參與政治抗爭。
不過，一天下午，有個人打電話到學校來，威脅說要把校車偷走。伊賽貝兒很害怕，但並不驚慌。她問道：「你是誰？」
對方就掛了電話。
她不知道該怎麼做，於是將一根插線插入總機，打給學校的總監肯尼恩·華格納。
他說：「伊賽貝兒，我們會處理這件事。」
結果那通電話的威脅是假的，一切平安無事，伊賽貝兒也鬆了一口氣。貝內梅里托中學成了她的避風港，一個可以研讀福音和接受教育的平靜場所。
1968年11月10日早上，亨利·伯哈特與大約230名聖徒，聚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部邊境的哥利茲市，舉行區會大會。他們聚會的三層樓建築，毀損的情況日益嚴重。斑駁外牆的窗戶四周，都可以看到外露的磚塊。
突然間，教堂裡洋溢著喜樂。使徒多馬·孟蓀出席了大會，這令聖徒們非常驚訝。柏林圍牆築起的七年來，他們鮮少有機會見到總會持有權柄人員。
孟蓀長老最近被指派來督導講德語的傳道部，而亨利身為教會在東德的領袖，更是迫不及待要與他共事。孟蓀長老當時才四十一歲，只比亨利大幾歲。但他是一位使徒，而這讓他在亨利的眼中與眾不同。他會是怎樣的人呢？他們處得來嗎？
幾乎就在孟蓀長老走進教堂的那一瞬間，這些問題就煙消雲散了。他一點架子也沒有，也很平易近人。他不會說德語，而亨利也不會說英語，但他們還是變成了朋友。
大會在十點鐘開始。會眾中的聖徒都面帶微笑，顯然很感激孟蓀長老的出席。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是告密者——教會成員向政府密告自己聖徒同袍的言行舉止。亨利知道其中大概有哪些人，但他並沒有阻止他們。他寧可讓政府從後期聖徒的密告者口中，得知有關教會的實情，而不是從更沒有同情心的人那裡獲得資訊。
不過，他還是對自己和其他東德人所受到的諸多限制感到憤恨不平。在這種情況下領導教會，使得他依然每週六天遠離家人，現在他和英葛生了第二個孩子，一個名叫托比亞斯的男孩。他經常得應付政府官員，而他們每次都會試圖說服他相信共產制度的益處。他看不出有何益處。每當他想到該國的現況，以及一個會引誘聖徒密告其他聖徒的制度時，他就會自問：「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顯然東德的情況也令孟蓀長老動容。當他在大會中起身對聖徒演講時，雙眼滿是淚水。他想要說話，但聲音卻顫抖著，因激動而哽咽。最後，他開口說：「如果你們一直忠於神的誡命，那麼其他國家的教會成員所享有的每一項祝福，你們都會得到。」
對亨利和會眾中的其他聖徒而言，孟蓀長老剛才的應許，正是他們這群教會成員所渴求的一切。但是，若要讓這些話成為事實，東德還有許多地方必須改變。當教會領袖提議在東德成立一個支聯會時，亨利拒絕了這項提議，擔心這會招致政府不必要的關注。自從東德嚴守國境之後，教會成員就無法獲得聖殿的祝福了。聖徒每次向政府提出前往瑞士聖殿的許可時，他們的請求都會遭到否決。
儘管如此，仍有一股美好的靈性氣氛充滿整個房間。孟蓀長老祝福了聖徒，接著他們以一首熱烈的聖詩結束聚會：
大約在同一個時候，在迦納這個西非國家，約瑟·威廉·比利·詹森（又名比利·詹森）很確定自己找到了耶穌基督真正的福音。四年前，他的朋友法蘭克·曼薩給了他一本摩爾門經，以及後期聖徒其他的書籍和小冊子。迦納和其鄰國奈及利亞一樣，都沒有教會的會眾單位。法蘭克一直想改變這一點。
從那時起，他們在迦納首都阿克拉及其周圍地區，組織了四個非正式的後期聖徒會眾單位。他們聯絡了教會總部後，得知教會不太願意派傳教士到西非來。但是拉瑪·威廉和其他人鼓勵他們要研讀福音，並與志同道合的信徒聚在一起。當他們得知，楊百翰大學的教授維吉尼亞·卡勒目前在阿克拉，要在迦納大學開辦家庭經濟學課程時，他們就開始每週和她一起上主日學。
比利很喜歡分享福音。他在進出口產業工作，但他想辭職，以便投入更多時間從事傳道事工。他的妻子並不認同他的信仰。她說：「這是個很新的教會，我不希望你辭職。」
但比利迫不及待要多宣講一些福音。他告訴她：「我內心有一種燃燒的感受，我無法忽視。」
宗教對比利而言一直都很重要。他的母親瑪蒂妲是名虔誠的衛理公會信徒，從小母親就教導他要對神有信心，並喜愛祂的話語。在學校裡，比利經常會在其他學生玩耍時，找個私密的場所唱聖詩和祈禱。有位老師注意到了，就告訴他，有一天他會成為一位神職人員。
比利長大後，一些非凡的夢境和異象堅定了他的信心。在法蘭克·曼薩帶他認識復興的福音後不久，比利就在祈禱時看到諸天開啟，眾天使顯現，吹著號角高聲讚美神。有個聲音對他說：「詹森，詹森，詹森，如果你願接受我的命令去從事我的事工，我必祝福你和你的國家。」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接受比利和法蘭克或是他們的信仰。有些人說他們是在追隨一個假教會，其他人則指控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他們的話讓比利很受傷。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被人引入歧途，於是就開始禁食。三天後，他走進家中的一個房間，牆上有他所掛的歷任總會會長的肖像。他跪下來祈禱，祈求神的幫助。
他說：「我想看到這些先知，我希望他們能給我指示。」
那天晚上比利睡著後，他夢到約瑟·斯密向他顯現，並說：「傳教士很快就會來。麥基先知正想到你。」
另一個人也來找他，並介紹自己是百翰·楊。他說：「詹森，我們與你同在，不要灰心。」那天夜晚結束前，比利看到了後期時代的每一位先知，直到喬治·斯密為止。
比利渴望投入更多時間分享福音，不久便辭掉工作，搬到阿克拉西南方的海岸角，計畫在那裡種田，並建立新的會眾單位。他的妻子不支持他的決定，所以沒有和家人一起搬過去，反而和比利離婚，丟下他照顧四個年幼的孩子。
比利傷心欲絕，但他從母親瑪蒂妲那裡得到支持。她曾擔憂比利辭掉工作、與家人搬到海岸角的決定，不知他在一個已有許多教會的城市裡能否成功。但比利是她唯一活在世上的孩子，而她的生活也需仰賴他，便與他一起前往。
瑪蒂妲如今與兒子有相同的信仰。當比利第一次告訴母親他的新信仰時，她並沒有認真看待。但當她看到那些信念如何改變比利和他所教導的人之後，了解到兒子找到了一個不凡的宗教。她知道教會來到迦納時，會讓她和其他許多人蒙受祝福，而這項知識給了她勇氣。
他們全家在海岸角安頓下來後，在比利建立新的會眾單位時，瑪蒂妲就照顧他的子女。她也給予他精神支持和鼓勵，並在能夠鞏固會眾之處伸出援手。
她堅定地說：「無論情況如何，無論未來如何，我都已準備好為教會打一場信實的戰爭。」
松竹孤兒院的小歌手們與史丹·布朗森共同發行專輯後，很快就開始頻繁地在軍事基地以及美國和韓國的電視節目上表演。包括南韓總統和美國大使在內的每個人，似乎都很喜歡這個由小女孩組成的合唱團。
黃根玉很喜歡與史丹和小歌手們一起合作。這個團體為這些女孩帶來了正面的影響。原因之一是，她們若想要參與，就必須準時完成作業。但更重要的是，根玉很高興看到女孩們從歌唱中找到自我的價值。隨著這個團體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她和史丹則繼續鼓勵並溫和地引導小歌手們，進行每一場練習、表演和錄音。
她們想要幫助孤兒院裡現在和未來的女孩。史丹前一年在休假時曾和家鄉的人談過，要給每個女孩買一件新的外套或洋娃娃，作為耶誕節禮物。然後他請一位會說韓語的朋友打扮成聖誕老人，送出這些禮物。後來，他和根玉考慮請求美國人為這些女孩提供每月的財務支援。
史丹從軍隊退伍後，便在猶他州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他也在爐邊聚會上演講、舉辦音樂會並販售專輯，讓人們更了解這些女孩和她們的財務需求。不過，該組織需要獲得南韓政府核發的執照，才能在該國運作。南韓政府限制外國組織在該國境內從事社工活動。所幸，根玉利用該歌唱團體的人氣，以及她在政府中的人脈，取得了史丹的組織所需的執照。
史丹忙著成立非營利組織時，也讀了一本啟發人心的書，書名為「溫馨蘋果」（Tender Apples），談到一位後期聖徒婦女幫助了身處險境的孩子。他和根玉都很喜歡這個標題，因此他聯繫了作者，作者也同意讓他們將組織命名為「溫馨蘋果基金會」。根玉在首爾的家有兩層樓，她利用其中一個房間，作為這個非營利組織在韓國的辦公室。而史丹在韓國時，就在那裡工作。不久後，合唱團也取名為「溫馨蘋果」。
有一天，幾個女孩咯咯地笑著，帶了一本字典到史丹面前。她們在一個美軍基地的後期聖徒聚會中唱歌後，得知史丹是教會的成員。但就像大多數的韓國人一樣，她們依然對教會或其教導所知不多。當她們在字典中查閱「摩爾門」一詞時，得到的定義是「一群行為古怪的人」。
史丹問女孩們：「你們會覺得我很奇怪嗎？」
她們說：「不會啊。」
「你們會覺得黃小姐很奇怪嗎？」
女孩們露出了驚訝的表情，沒有人知道她們的院長也是個「摩爾門」。
史丹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根玉。她明白，贊助孤兒院的那些新教徒，這下遲早都會知道她的教會成員身分，因此她得為他們的反應作好準備。
贊助者很快就找上門來。他們一發現根玉是後期聖徒，而且孤兒院的一些女孩也對教會有興趣時，就要她作出選擇。她要不就離開教會，要不就辭去職務。對根玉來說，這等於毫無選擇。
她收拾東西，離開了孤兒院。有幾位年紀較大的女孩很喜歡根玉，她們很快地收拾僅有的行囊，在後面跟著她。當她們出現在根玉家門口時，根玉知道必須找出方法來照顧她們。
在猶他州，楚門·麥德遜的委員會在研究教會的起源時，找到的全是好消息。1968年整個夏天，歷史學家把他們的美東研究之行的最新發現，一一寄過來給楚門。多虧有總會會長團的資助，他們才得以深入探索圖書館和檔案庫，找出歷史文件並確認重要的日期和實際情況。
「這是個很棒的夏天！」楚門這樣說。他相信後期聖徒歷史學家現在準備得更好，去回應衛斯理·華特斯對第一次異象所宣稱的事。
他們在那年夏天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能證明1820年約瑟·斯密家附近曾有宗教復興運動的有力證據。米爾頓·貝克曼是楊百翰大學的歷史與宗教學教授，他注意到約瑟·斯密用概略的字眼來描述宗教騷動，而沒有指出任何特定的地點。這讓米爾頓相信，衛斯理·華特斯將自己的研究過度聚焦於拋邁拉。米爾頓花了數週的時間在紐約州西部考究歷史紀錄，發現一場宗教狂熱的「風暴」確實在1819和1820年席捲過拋邁拉地區——正如先知約瑟在第一次異象的1838年紀錄中所描述的那樣。
接下來的幾個月間，楚門和其他歷史學家一起研究他們所發現的文章。他想要在楊百翰大學出版的「楊百翰大學專題研究」（BYU Studies）這份學術期刊的其中一期，刊登所有的研究成果。
與此同時，修·尼布里繼續研究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送來的紙草紙殘片。教會取得這些歷史文物時，許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這些文物揭露了有關亞伯拉罕書及其翻譯的哪些事。畢竟一個多世紀以來，對於與亞伯拉罕書一同出版的三張「複製圖」，始終有人對約瑟·斯密作出的詮釋表示懷疑。這些複製圖是從紙草紙上的插圖重製而來，與一般埃及人喪葬卷軸上的圖案幾乎完全相同，看起來與亞伯拉罕或他的時代並無關連。
早期對這些殘片的分析和翻譯已證實，這些是亞伯拉罕時代之後數個世紀的喪葬文字，而不論是教會或修，都沒有對這項發現提出異議。然而，修相信更深入的考究，將能進一步了解這些紙草紙和先知的翻譯。他參考1968和1969年出版的十幾篇文章，並利用自己對古代文化和語言的知識，對亞伯拉罕書及其與古代埃及人宗教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推導出一些理論。舉例來說，他注意到能證明亞伯拉罕書真實性的最有力證據之一，是它與其他古代聖殿文字和有關亞伯拉罕的千年傳統很相似，而約瑟·斯密不可能知道任何這些事。修的寫作也證明了這本書對聖職、聖殿教儀和救恩計畫有深刻的見解。
1969年春天，由楚門的委員會主持的研究成果，在楊百翰大學專題研究中發表。該特刊登出了有關第一次異象最新的資訊，為約瑟·斯密的見證提供了穩固的歷史佐證。委員會的兩位成員倫納德·阿靈頓和雅各·艾倫，蒐集了針對教會早期歷史已出版的現有文章和書籍，進行摘要整理。米爾頓·貝克曼寫了一篇文章，談到他對拋邁拉附近的宗教活動所作的研究。教會史記員辦公室的檔案保管員狄恩·傑西，撰寫了一篇有關約瑟·斯密第一次異象紀事的文章。其他文章也探討過類似的主題。楚門相信，這些文章除了捍衛信仰之外，同時展現的另一項價值是：聖徒攜手合作，以更加完整地認識福音復興的歷史。他指出，教會許多成員擁有的書信、日記和其他文件，都可能對歷史學家起到很大的作用。
他在楊百翰大學專題研究該期特刊的序言中寫道：「蒐集、研究和詮釋等這些重要的工作，對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百個人而言都過於沉重；這必須靠我們所有的人參與。」
與此同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亨利·伯哈特正督導著為他負責照管的聖徒所進行的一些變更。孟蓀長老拜訪哥利茲之後，總會會長團在該國的大城市德勒斯登成立了傳道部，並召喚亨利擔任會長。不久後，孟蓀長老回到該國組織傳道部，按立亨利到大祭司的職位，並按手選派他擔任這項新召喚。
亨利的妻子英葛也蒙召喚與他一起服務。孟蓀長老自從認識伯哈特夫婦後，就一直很擔心這對夫妻每週只能見到對方幾個小時。他曾告訴亨利：「你們這樣不太好。」現在英葛也是傳道部的領袖，經常會和亨利一同出差到全國各地，有時則是在傳道部辦公室履行職責。
不過，當亨利認為自己可能會遇到問題時，他寧願獨自旅行。政府仍持續監督聖徒的活動，但在亨利這位東德公民蒙召喚擔任傳道部會長後，政府對教會的猜疑稍微降低了一些。只要聖徒不舉行未事先安排的聚會，不印刷任何教會資料，並謹言慎行，政府當局就不會為難他們。他們可以自由舉行聖餐聚會、進行家庭教導，並參加慈助會、主日學、聖職和初級會聚會。
亨利盡可能小心翼翼。該國許多聖徒擔心會與東德以外的教會脫節，也渴望能取得教會更多的印刷品。政府偶爾會允許聖徒進口大量的印刷品，如詩歌本和經文。但教會成員通常只能將就使用現有的資源。為了因應對印刷教會資料的限制，亨利召集了值得信賴的義工，用打字機和複寫紙來製作課本。
這麼做並沒有違反法律，因此亨利覺得製作和分發課本是正當的行為。但是此舉還是讓他有所顧慮。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並非都有書面依據，也未必會在全國各地以相同的標準執行。亨利很清楚地知道，史塔西的警察若想逮捕他，根本不需要理由。假如不講情面的警察發現亨利有國外教會的課本，他很可能會惹上大麻煩。
雖然該國的情況不盡理想，但教會仍繼續運作。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有四十七個人受了洗。孟蓀長老成立德勒斯登傳道部時，東德聖徒共有4,641人，有47個分會和7個區會。聖徒們參加聚會、作家庭教導，並盡可能地舉辦教會活動。他們甚至舉行了一次「族譜週」，提交了一萬四千個名字執行聖殿教儀。
亨利思考他的新召喚時，他決心要讓自己和家人獻出所需的一切。亨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現在的職責應當是盡全力建立教會。我希望能與英葛一起精通所有的工作，並克服自己的軟弱。」